李某(化名)结婚8年不孕，在医院的建议下尝试做试管婴儿手术，结果手术时引起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继而并发脑干及双侧小脑梗死，差点丧命。目前李某瘫痪在床，不能说话，李某的家属遂将医院告上法院。
不孕尝试“试管婴儿”
李某1975年出生，1999年结婚，婚后多年一直没能怀上孩子。
经检查，李某属于双侧输卵管阻塞引起不孕。李某夫妇去过多家医院治疗，都没有效果。8年时间，夫妇基本接受了这一事实，他们认为即使没有孩子，也能生活得很幸福。
2007年1月，李某因为月经不调到某三甲医院就诊，医生了解到李某不孕的情况后，建议她去该院生殖中心检查一下。生殖中心的医生认为，李某可以做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这种方式怀孕的几率很高。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手术，是指分别将卵子与精子从人体内取出并在体外受精，发育成胚胎后，再移植回母体子宫内，以达到受孕目的的一种技术。
李某夫妇听完后，重新燃起了要一个孩子的希望，经该医院检查，李某的身体状况符合“试管婴儿”手术的要求，医院便开始了准备工作。
手术并发症致全身瘫痪
2007年4月17日，医生为李某进行了取卵手术，共取出卵子21枚。术后，李某感觉腹痛恶心。此后家属认为，这是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表现，但医院没有重视。4月20日，医院实施胚胎移植手术。手术成功半小时之后，李某确诊患上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接下来一周多时间里，在李某身体略有好转之后，医院便要求她出院。
5月1日，出院两天的李某开始头痛、恶心，被家人送到该医院急诊。李某的丈夫说：“当时我妻子声音粗糙、舌头发麻，医生看完说是正常现象，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才同意住院观察。”当天夜里，李某的症状加重，头晕眼花，无法大小便。李某的丈夫说：“我多次找医生护士反映，但均无回应。”
5月2日上午，李某的家属继续催促医院检查治疗。家属说：“直到9点40分才有医生赶来，但这时的李某已经半身无法活动，人也渐渐陷入昏迷，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是，医生给李某做完核磁共振检查后，说要第二天上午才能拿到报告做出诊断。”
5月3日，李某被确诊为脑干、双侧小脑梗死。5月4日，转入ICU(重症监护室)，生命垂危。经抢救，李某脱离了生命危险。虽然已经怀上了孩子，但是李某此时已经瘫痪，5月30日医院为其进行了人流手术。6月5日，医院称没有高压氧舱，让李某转院治疗。
家属不服医疗鉴定结果
现在，李某躺在家里，不能说话，四肢不能动，24小时都要家人照顾。李某的丈夫既悲伤又无奈：“我妻子头脑是清醒的，她知道自己的情况，这比植物人更加痛苦。”家人为了能与李某沟通，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后，李某的姐姐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准备了一张拼音卡片，李某想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就用略微能动弹的右手把拼音一个一个指出来，然后家人再拼出她想说的话。
李某住进ICU后，花去了大笔的医疗费用，今后的治疗费用、护理费用又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家属认为，这一切都是医院造成的，几次与医院谈判，均未有结果。李某的家属只好起诉至法院，要求医院承担医疗费、后续治疗、护理费，以及残疾赔偿金等。
法院受理后，医院委托南京医学会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为，医院用药偏高，增加了发生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风险，在李某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情况下，仍选择新鲜胚胎植入，可加重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程度，医方对此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鉴定认为，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常见并发症，不过并发脑干梗死较罕见。鉴定结果为，二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
李某的家属不服鉴定结果，向中华医学会申请重新鉴定。李某的丈夫说：“医院为了追求试管婴儿成功率的提高，在我妻子出现并发症时仍继续移植胚胎，后来又不顾家属的反映，迟迟不给诊断，拖延了救治的时机，到最后要求我妻子转院，这些都是医院的责任，医院应该构成一级医疗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