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新法规定，外国在华投资企业与国内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合二为一，均为25%。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将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中国1978年以来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迄今近30年。为吸引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中国政府实施了中外企业差别税率的政策。推行这项政策迄今，中国吸引了5000亿美元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但是，这一政策也引发了社会的不满：内外企业税负不平等，导致不公平竞争，外国投资企业长期享受所谓“超国民待遇”。中国财政部的有关分析表明，目前，在华外资企业所得税率是15%，但是，中资企业最高超过30%。加之，地方政府给予外资企业的各种优惠，外资企业实际平均税负仅为11%，是中国人投资企业的一半。结果，外资企业创造中国约33%的GDP，却只缴纳了约20%的税收。
过去十多年，中国私人企业发展迅速，国有企业日益独立经营，它们对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越来越不满，向政府施加压力。有媒体和企业甚至公开批评地方政府“崇洋媚外”，不顾中国经济的安全。比如，这种自我歧视对于竞争激烈的中国家电企业影响极大。
中国差别税率也违反了WTO规则。主张内外资企业税负平等的人士指出，WTO禁止一个国家企业所得税分为两种，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履行WTO的有关承诺。但是，实际上，WTO虽强调给外资“国民待遇”，但是，主要成员国并不反对其对外投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
外汇储备过多也是中国改变对外资企业税收政策的一个考虑。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外汇十分缺乏，要求各地方和出口企业必须完成创汇的指标，这一政策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加强。当时，中国从泰国、韩国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中吸取了教训，即要减少对外支付风险，必须争取储备更多的外汇。但是，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外国对中国投资迅速增长，导致中国外汇过剩。截止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以美元为主。在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中国外汇资产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不久前，中国宣布成立国务院外汇投资公司，实行对外汇保值增值的投资操作。
另外，中国虽然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家，但是，60%以上的出口为外资企业产生，同时，中国本地的增值只有20%，中国获得的利益有限，但是，却要应对国际贸易不平衡带来的种种压力，加大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风险。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超过2000亿美元，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水平，中国压力大。[page]
以上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中国最终下政治决心，改变对外资企业的优惠税率政策。
新税法不会对已经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产生立即的影响，它们将可以享受五年的“过渡期”。2005年初，包括西门子、摩托罗拉、东芝、诺基亚、三星等在内的54家知名跨国公司曾联名上书中国政府，要求将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继续延长5年—10年。它们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有利于维持外资对华投资的信心。
中国相信，新法对吸引外资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实行25%的统一税率，仍低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目前的平均税率，也低于中国周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税率，加之中国市场成长迅速，中国仍将成为国际投资的热点。
中国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中国企业将比过去成长更快。外资企业要保持对中国企业的优势，必须加强本土化经营与人才培养，提高技术档次，保持竞争力。
中国鼓励外资在高科技产业以及清洁生产、节能降耗、减排治污项目等项目的投资，这些行业仍将享受优惠税率。跨国公司可能转而推动中国放松外资企业的“行业准入”范围，同时，将出于占领中国市场的需要，加大对中国的科技投资。随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它们将加速对华技术转让。不过，外资并购将比过去更加困难。2006年9月，中国颁布实行了外资并购的规定，重要项目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审批，以加强对于经济安全的保护。作者认为，这与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收购美国尤尼克(UNICAL)石油公司失败有关，不少人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尚且考虑安全，中国也必须对外资收购中国重要企业进行审查。另外，这一做法也可以“反制”美国控制中国对外投资的做法。
对于加工出口型中小企业影响较大。这些企业技术有限，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不过，由于中国工资水平仍然较低，即使增税，在中国进行出口加工仍然有吸引力。
最后，作者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对于中国地方政府能否真正执行中外企业平等的政策表示怀疑，因为地方政府的权力依然很大，他们仍可能通过变相的优惠措施吸引外资，谋取更多的政绩。另外，中国每年就业岗位仍然不足，缺口超过1500万个，新税法对就业的影响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