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 经济 增长迄今为止还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在国内外文献中，大体上存在三种观点：促进论、条件促进论、无效论。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命题的 理论 。Chenery、Bruno、Mckinnon(1962)的两缺口理论(Twogap)论证了资本从国外的流人可以促进 发展 中国 家的经济增长;[1]Romer(1986)，Ethier(1982)的内生增长理论、Lucas(1988)的外部驱动增长学说均支持了外资能够引起经济长期增长的命题。[2]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者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别对促进论提出了许多置疑，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基础上的;Barro、Martin(1995)通过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拓展认为，通过某些渠道，外国直接投资才能对经济产生长久的 影响 ;[3]Balasubramanyan(1996)、Leh—man(1999)、Dayal—Gulati(2000)、Husain(2000)、Groppand(2000)、Zhang(2001)通过放松以前模型的约束条件，认为FDI促进经济增长并不是自动的，是建立在一些条件上的，并认为这些条件中，东道国人力资本状况、贸易条件、 金融 自由化程度最为关键;L3JSatya(2004)、Paul(2004)、Congtruong(2004)通过建立模型认为，在东道国储蓄率小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再投资率且人口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的流人可以产生一个长期持久的经济效益。另外Stoker(1999)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建立在一些非常严格的假设条件下的，而这些严格的条件在现实中完全不存在，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联系。[4]
由于采用不同的 研究 方法 和不同样本原因，经济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Blomstron(1994)、Olofdotter(1998)、Mina(2004)，Baliamoune(2004)，lute(2004)，Beata<2004)，Smarzynska(2004)，Javorcik(2004)等学者用OLS方法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有较大的影响。[5]Laure(2004)、Alfar092004)，Chanada(2004)以1975 1995年跨国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表明在发达的金融市场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才起作用.[5]Giulietfi，Mecorriston，Osborne(2004)通过对香港食物部门的面板数据研究得出，在外商参股的 企业 中，产权清晰的企业的边际产出较大。[6]Bahsub-ramanyam(1996)、Borensztein(1998)用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认为，人力资本与FDI的联系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Renelt(1992)实证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实质的联系。[7]Khaled(2005)、Elmaubzini(2005)、Samir(2005)、Saddi(2005)实证认为，在发展中国家，FDI对经济增长是不起作用的，其原因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缺乏和人力资本的缺乏。[7]Benson(2004)、Durham(2004)用80个国家的1979—1998的数据研究发现，FDI对经济没有明显的直接作用;ESiHaddad(1993)、Harrison(1993，1996)对墨西哥和东欧的实证表明，FDI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消极的影响，其原因就是FDI尽管带来了技术上的好处，但同时带来了竞争，且竞争的消极作用超过了技术上的好处。[8-10][page]
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JordanShan和ChongHsiao(2002)，认为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而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要大于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7]XiaowenTian，ShuangLinLin(2004)采用中国30个省1985～2000午的面板数据 分析 认为FDI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较高FDI的省份有着较快的技术升级和较快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是FDI增长的原因。[8]单俏颖(2004)、李丽(2002)、叶莉(2004)以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为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陈浪南(2002)以OLS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某些经济变量有影响，但不是对所有的经济变量有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跨国(地区)横截面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等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由于选取跨国(地区)截面数据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即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等，可能会导致虚假的结论，并且采用横截面数据进行OLS回归，只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有关系，并不能说明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是利用单个国家(地区)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因果关系分析等，这种方法避免了变量的非平稳而引起的虚假回归;三是利用跨国(地区)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能克服不同国家(地区)的异质性 问题 。因此，后两种方法现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的主流方法。
尽管有学者对中国整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11]”但是运用主流方法对中国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较少，且由于全国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可能与全国整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因此本文利用ADF检验、Johansen检验和Granger检验，对长三角的FDI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检验模型
由于本文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具有非乎稳性，因此我们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若为非平稳，就采用协整检验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是无效的。[3][page]
从表4可以看出，LGDP不是LFDI的Granger原因，但LFDI是LGDP的Granger原因。即长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是 经济 增长的原因，而长三角的经济增长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这一点与长三角的经济现状是相符合的，长三角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原因是其良好的人文与地理环境、优惠的政策以及健全的制度。 中国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长三角1981—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进行协整检验，并在这基础上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 分析 它们的关系，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长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方程(2)的协整回归结果来看，当期外商直接投资变动一个百分点，在长期会带来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动，即经济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弹性为0.3，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直接从需求上刺激了GDP的增长;另外在滞后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变动一个百分点长期中可以带来经济增长0.57个百分点的同向变动，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外溢作用需要一年的周期，才通过供给方刺激经济增长，且这种作用比需求刺激作用要大。总体来说，长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得越多，经济增长会越快。
2.双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表明：长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原因。所以长三角要进一步 发展 ，吸引外资是必不可少的，但单纯经济总量增长不足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提高，要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应该从制度建设着手，注重改善投资的硬软环境。
(二)建议
由于长三角的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且外商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另外制度建设是该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所以长三角要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在和未来都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必要的。具体来说，应该做好以下工作：(1)增强政府服务意识，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鼓励引进国外服务业的 现代 化理念和技术手段，改善结构，提高水平;(2)拓展招商引资思路，探索新的招商渠道，并结合长三角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重大项目，引进投资者;(3)完善市场规范，创造各类 企业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公平竞争的高度法制化的市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