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中国的经济安全必须在全球化当中才能安全，如果经济不全球化，它根本不可能安全，中国的经济是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实现的安全，而不是封闭的、排斥外资的安全;其二，我们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建立起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而不是放之不管
我们坚持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明确产业战略，但并不代表我们对于外资进入或者全球化进程的排斥，也不代表民族本位思想的抬头
在2006年修订的与外国投资有关的并购等政策规章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已经受到了重视，但这些政策规章的系统性安排不足，透明度不够，也缺少必要的监督和制衡安排。这可能导致在执行中存在一些或推诿责任、或争抢解释与审批权的现象，影响审批质量和效率，增大交易成本，也影响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要尽快成立吸纳行会等民间组织参加的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这一机构由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和行业协会商会及民间机构等各方面代表组成，防止政府部门之间的歧见和利益冲突，提高决策的公正性和监管的透明度
坐在位于长安街上的长安大厦办公室里，王巍面对记者，谈得更多的并不是并购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宏大而敏感的话题——国家经济安全。中国这位最早也是最权威的并购专家正在转变着纯粹商人的角色，把目光由经商转向一个全新的领域。
除了万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外，王巍还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去年“两会”上，由王巍主要执笔的全国工商联提案《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建议》使得外资并购和国家经济安全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今年“两会”上，并购公会再次通过全国工商联提交了《关于建立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提案》。围绕相关问题，3月26日，《商务周刊》记者采访了王巍。
《商务周刊》：最近两年，国家经济安全话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您最早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
王巍：我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了。因为一直研究全球并购，我看到国际上一次大的并购案往往涉及上千亿美元，一个并购所需要的资金量相当于一个国家的总量，比如当年华纳收购美国在线，涉及并购金额3800亿美金，相当于两个菲律宾的GDP。而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在埋头内部改革，对外资并购研究很少。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国外都在虎视眈眈看着中国，所以那时候我们希望提出预警，警惕由于大规模的并购导致国家经济风险。
2001年，当时我们在筹备“中国全球并购研究中心”，在“全球并购研究中心”开幕式上主要谈的就是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当时我们预感到，中国没有经济方面的防卫措施，没有《反垄断法》，而且入关后对中国的资本冲击会很大，我们要采取预防措施。当时我们提出要注意威胁，同时要建立一个安全审查机构。[page]
“全球并购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包括我们多年来一直出版的《并购白皮书》和连续三次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以及连续两年在“两会”上提出我们的建议。这些都是为了考虑如何在全球并购大背景下能够一方面吸收外资，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本土的并购整合帮助中国的经济崛起，建立经济基础。
所以，国家经济安全话题并不是从这两年才开始出现的，而只是今天大家都开始关注了，成了焦点话题和主流话题。
《商务周刊》：你们连续两年在“两会”上提出相关建议，起到了哪些正面意义?
王巍：我们的提案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以去年的建议为例，我认为推进了三大进步，一是我们的提案让全社会开始关注和讨论国家经济安全，使得国家经济安全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词汇;二是提案的确使得很多收购案例，包括徐工、苏泊尔(行情论坛)，进一步成为焦点，我们的提案里也提到类似的情况应该由行业协会来解决和协调，政府不要再过分干预了，事实上也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三是原来对并购进行管理的是商务部，但一直存在不透明和暗箱操作，提案后，这一状况得到了改变。2006年8月25日，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我们注意到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个部门，这是好事，政府部门间出现了博弈。
《商务周刊》：在每次提到国家经济安全的时候，您总是在强调全球化这一前提，为什么?
王巍：去年年底，我在巴黎参加世界经合组织(OECD)会议时，各个国家的代表都在谈经济安全，我注意到经济安全不是中国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保护本国产业的策略性选择。我还认为中国人谈经济安全与西方谈经济安全不一样，全球谈经济安全，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全球与本土利益有个权衡。经济安全在西方就是一个经济权衡的手段。
2006年，我会提出了《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提案》，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让我遗憾的是，很多人误解了我们，认为我们是拿国家经济安全反对改革开放。有些不了解的人甚至把我们提倡的国家经济安全误认为是极“左”的理论。所以我会不厌其烦地强调我们的前提是全球化。
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我本人更是全球化主义者，我希望通过全球的经济洗牌重新配置资源，能够把中国的国内经济迅速提升到国际水准，这是个主流。外资来是受欢迎的，而且好的外资、与本土经济一起成长起来的外资更是应该鼓励的。我反对用本土主义来反对外资。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经济安全必须在全球化当中才能安全，如果经济不全球化，它根本不可能安全，中国的经济是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实现的安全，而不是封闭的、排斥外资的安全;其二，中国本土企业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中，政府在扶持本土企业方面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让全球化给中国本土企业成长的冲击成本最小。我们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建立起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而不是放之不管，任外资在中国攻城略地。表面上一视同仁的所谓政策公平，实际上断送了好多中国本土企业的大好前程。[page]
所以我们说的经济安全不是把别人打走，不让别人进来。外资进来是好事，应该欢迎，问题是能不能参照这种环境也给中国企业支持、扶持，让中国企业也参与竞争。我们在今年的提案中重点也强调要坚持开放环境中的国家经济安全观，我们坚持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明确产业战略，但并不代表我们对于外资进入或者全球化进程的排斥，也不代表民族本位思想的抬头。
《商务周刊》：那么，在国家经济安全上泛政治化的不良影响是什么?
王巍：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和目前中国的现状，我们把商业问题过多政治化。本来我们谈经济安全，属于商业问题，但总被人上升到国家层面和政治层面，这样往往被人利用。你可能注意到我们的观点总被人误读，作为保护国有企业和划分权力的借口。拿经济安全来巩固自己的垄断，这完全不是我们强调的，所以我不厌其烦地谈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是拥抱全球化的安全，不是隔绝，故步自封。
在经历了这两年热热闹闹的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和美国凯雷集团收购中国徐工集团等事件后，国家经济安全一下子成为时尚词汇。各方面立即都有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仿佛并不需要厘清概念在先。不仅如此，就连国家几个部委联合出台的相关法律也是在没有定义的基础上就以公众的名义要求赋予其法定权力。显然，在这种群情激昂的环境下，国家经济安全被轻易地提升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层面。
这种泛政治化的不良影响是：一、这样会巩固计划经济，巩固政府不当管制，巩固垄断权力。因为问题一旦被政治化，政府就希望通过权力进行管理，而这增加了有关部门设租的可能。二、影响合理的产业布局。如果把经济安全问题政治化，会凝固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国家产业格局，有可能阻碍和迟缓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国家产业格局。你动不动就保护，本来按照市场规律是要被淘汰的，结果因为你的保护又多活几年，本来竞争很充分，一旦泛政治化就有可能扼杀竞争，破坏产业竞争能力。三、动辄把经济安全政治化，会延缓法治化的进程。因为动辄就想要政府下文，不想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四、影响国际形象。中国既然加入了WTO，作为技巧可以不断谈国家经济安全，但是如果政府不断拿这些东西泛政治化，在国家交往中会让人感到政府干预过多，而且会不透明。
《商务周刊》：去年的提案就已经在建议成立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今年的提案再次提到了这一咨询审查机构，在你们的设想中，这一机构的性质和职能怎样?[page]
王巍：在2006年修订的与外国投资有关的并购等政策规章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已经受到了主管部门的重视，并在具体外资并购案件的审查中得到了反映。但这些政策规章的系统性安排不足，透明度不够，也缺少必要的监督和制衡安排。这可能导致在执行中存在一些或推诿责任、或争抢解释与审批权的现象，影响审批质量和效率，增大交易成本，也影响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国家经济安全关乎一国未来的国际经济地位，如果将国家经济安全这一战略问题的重要制度设计和主要政策管理权下移，必然会因为行政部门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利益博弈而难以完成系统构建，更难以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在部门具体管理中，在确定涉及“战略性、敏感性”产业的企业清单时可能存在设租行为，潜藏着道德风险，将增加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引发社会抱怨。有时甚至可能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由扩大监管范围，维持不合理垄断格局，影响市场公平竞争。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提案中，再次明确建议要尽快成立吸纳行会等民间组织参加的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这一机构由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和行业协会商会及民间机构等各方面代表组成。由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每年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立法与执法、利用外资情况进行安全与效益评价，重要评价结果要向“两会”报告。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定期评价其他国家的外资政策，提出应对措施和对等的经济贸易政策建议，并发布国家经济安全形势及重大案例的跟踪、评估报告和预警指标。
《商务周刊》：一提到国家经济安全话题，有人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情，不需要民间的参与。但在建议成立的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中，您一直重点强调要吸收民间组织参与到这个机构中来，您认为有哪些必要性?
王巍：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一谈到经济安全总认为是政治问题，“上纲上线”。其实在我看来，经济安全本质是商业的权衡，一定不要把经济安全认为仅是政府考虑的事情，必须有民间的声音和民间的参与。
我们在提案里也重点强调了这一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除了政府之外，市场也应享有发言权。充分发挥现有行业协会、商会在维护行业发展方面的积极与重要作用，积极培育中介组织，是吸纳市场智慧、发扬民主法治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政府部门公正监管的有效形式。因此，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与执行中，使市场的各相关利益主体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种形式与途径积极参与，对于防止政府部门之间的歧见和利益冲突，提高决策的公正性和监管的透明度，是非常必要的。[page]
事实上，中国不是没有审查机制，但是我们过去的审查规则淹没在各个部委的灰色地带中了，都变成建立在部门和地方局部利益格局上的考虑了，甚至演化成为某种寻租的方式。我们的审查很容易不透明、不公开，沦为表面审查，实际上是没有战略原则，没有公开的规则。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审查机制公开化、透明化，让大家参与。我认为，我们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解释不要由精英人士去解释，也不是政府有关部门做有利于自己部门利益的解释，而是应该有程序化、公开化的解释，应该让业界、中国企业家和民间力量都有发言权。
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不是一天内就能实现的，也不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就能实现的，而是要通过不断的磨合。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关心不仅是政府的事情，民间也要关心。民间的产业界，和产业安全相关的企业家，所有消费者都应该关心这一话题。在这个问题上，人大作为立法机构更应该发挥作用。我们不是在倡导口号、制造概念，我们不希望国家经济安全变成一种工具被人利用来阻挡外资进来，不希望国家经济安全变成保守势力的代言人。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公开化、法治化的平台，让老百姓都能够介入，关注中国经济如何在跟全球接轨的过程中安全地融入到全球大舞台，在全球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推动中国本土企业的正常发展，维护中国正当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安全。
《商务周刊》：今年的提案也强调要制订适应我国发展需要的全球化的产业战略体系，目前中国的产业战略体系存在哪些问题?这一体系具体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王巍：这一战略体系至少应该包括：本土市场化企业未来全球竞争力基础的目标和措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出旨在维护本土市场化企业全球竞争能力的金融支持政策;从市场准入、公平交易条件、可持续发展等各种可能妨碍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因素入手，围绕提升本土市场化企业全球竞争力这一主题，改善制度和政策环境;在WTO框架下，改善税务和投资政策，鼓励具备全球竞争能力的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竞争。
在编辑《中国产业地图》的过程中，我通读了十七卷本的《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该书是在日本通商产业省组织下，1984年起先后由日本百余名经济学家集体编纂的日本通商产业政策方面最为全面的史书，近一千万字。全书详细记录了战后至1970年代末期日本的通商产业政策，对日本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产业政策制定背景、政策确立过程、组织实施，以及实施后的效果和作用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我一直试图寻找到记录中国几十年以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的类似史录，但很遗憾，好像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有这样的用心。与更多的当代学者讨论，似乎也没有看到相关业界广泛的关注。至于那些声称是产业领袖的大型国有企业也不过是将垄断特权乔装打扮一下，就将自己的集团利益堂而皇之地命名为国家的产业战略甚至产业政[page]
策。
十几年来，原本从事产业战略设计和执行的国家部委机构，在几次机构改革中被重组乃至取消，计划基础上的产业战略早已名存实亡了。目前的国家职能部门并没有专事国家产业战略设计与监管的机构，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与国家产业战略相去甚远。而若干行业协会组织也很难承担起通盘考虑国家产业战略的担子。
我认为，没有国家产业战略，国家经济安全就有重大隐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国经济的有效发展能否持续，至少需要两个宏观的政策支持：能否建立有效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和稳定的制度环境;能否建立有效的国家产业战略，扶植起一大批本土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化企业。将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产业战略建立在政府意志和短期管制行为上是十分危险的。
《商务周刊》：我们注意到，今年的提案中，除了重申在全球化条件下成立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的重要性外，你们还重点强调了法律手段的重要性。
王巍：确实，今年的提案我们重点强调的一点是经济安全立法问题，这一点在去年的提案里是没有的。通过2006年各界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热烈讨论，社会对于经济安全立法问题基本有了共识，所以在今年的提案中，我们明确建议要建立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体系。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建立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投资法律，规范外资并购行为，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
由于我国缺乏统一的《外国投资法》，无法建立外资并购或直接投资的有效审查机制，也无法对保护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做出全局性的统筹安排，因此，我们建议将现有的与外国投资有关的法律合并修订为《外国投资法》，对于外资并购的产业准入、审查机制等问题做出全面规定。与此同时，我们还建议应当尽快制定中国的《海外投资法》，引导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权益，在竞争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