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备受全国关注的“拜斯亭药品案”，几经周折，天津市受害人邢淑芳成为全球至今惟一未获赔偿的“受害者”。据了解，我国食品、医药伤害案件，许多受害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即使出了人命，赔款一般只在人民币3万到10万元之间。其他“人身伤害赔偿”额也大体如此。
是不是美国人的生命比别人珍贵？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任何人，生命只有一次，生命价值平等，生存权亦平等。那么“人身伤害赔偿”差别为何如此之大？
首先，法律在关爱生命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拜斯亭案”诉诸法院后，德国拜耳公司认为，拜斯亭是在中国法律允许情况下进口并销售的。尽管服用这种药品时，会发生横纹肌溶解不良反应而致人瘫痪，甚至损害肾脏，但受害者拿不出与服用拜斯亭有因果关系的证据。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本案件案由为“人身伤害赔偿”，案中因医疗行为而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否属于医疗事故，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鉴定。若不属医疗事故，即使明知是服用拜斯亭造成的伤害，其索赔也没有法律依据（尽管德国拜耳公司在发现“拜斯亭”有问题后，向全球进行了公布，对其他国家的受害者都进行了赔偿）。
其次，“人身伤害赔偿”额度制定、判定的法律依据不科学。据了解，我国“人身伤害赔偿”额度，是依照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的，法院在判案时，还要考虑受伤害人的“工资水平”。据报道，同一“人身伤害赔偿”案例，在广州、上海等发达地区与内地不发达地区的赔偿额度不同，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获赔的额度也不同。有的地方在判决这类案件时，还要兼顾实施伤害者的“赔偿能力”。这无异于承认法律执行的多重标准，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客观上使生命的贵贱等级合法化。
虽然关爱生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法律制定的科学性、时代性，法律执行的严肃性、平等性却是关爱生命的基石。同样的“人身伤害赔偿”案例，法律规定的赔偿额度，决不能因为国内外、地区间经济发展悬殊和受伤害对象不同而存在巨大差距。特别是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日益全球化，跨国度“人身伤害赔偿”越来越多的今天，更应该如此（据悉，并不比我们富裕的巴基斯坦，其“人身伤害”最高索赔额达一千多万美元）。否则，就客观上认定了经济发达的程度（金钱）是生命价值的砝码，生命的法律价值则沦为经济的奴隶，难以体现对生命的关爱。并且，过低的赔偿额度，也会因实施“人身伤害”者的风险成本降低，使人身伤害案件呈多发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