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涉及不当得利制度的现行规定仅有两个条文(《民法通则》第9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131条)，但都未提到不当得利有善意和恶意之分，把不当得利划分为善意和恶意是民法学界在引进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民法通则第 72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确认，承包经营权人未经发包人同意擅自转包或者承包的无效，这些足以说明我国法律不采用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说，而更注重于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真实性。我国既然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为了保持民法理论体系内部的协调，应否认恶意不当得利的存在。可能有人认为，只有我们全盘接受德国法系的民法理论，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恶意不当得利就具备了存在的前提。这虽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但我们应认识到，由于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已引起了不少弊端，最突出的表现在，依照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物权行为的成立或效力应就本身加以判断，不因债权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受影响。买卖契约即使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对物权行为没有影响，买受人仍取得所有权，出卖人只能以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其地位由物之所有人降至为普通债权人，甚至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严重违反了民法中的公平正义原则。笔者认为，恶意不当得利制度与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密切相关，前者的存在是肯定后者的必然结果，而对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的否认，则应使取消恶意不当得利制度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些也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我国民法理论通常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因而，不当得利制度无区分善意和恶意之意义。把受益人知情作为恶意不当得利，不适当地扩大了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范围，混淆了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的界限，造成法律适用的重叠，增加了法律规范的弹性。既不利于保护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司法工作者把握行为的性质，更无益于民法的充实与弘扬。所以，为发挥不当得利制度的价值功能，达到设立不当得利制度的真实目的，协调民法理论之间的矛盾，推动民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我国立法应取消恶意不当得利制度，即明确不当得利之债的产生必须以受益人取得财产和占有该项财产时持续善意为基本前提要件。受益人明知无合法根据仍取得利益是侵权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