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走私香烟的刑事案件。2006年6月份的一天，被告人张某（58岁）应同镇的李某相邀前往越南跑船进行走私，张某与其他人先后分别前往越南海防港，登上停靠在港口的一艘“三无”铁壳船，当时船上还有黄某、赵某、李某、林某、刘某等十几人。在黄某的安排下，赵某为该船船长，主要负责开船，走私一次回国便有3000元人民币的报酬；张某负责打杂、做饭，商定每月工资1000元，每跑一次船就另加500元的补助。李某、林某等人负责轮机；黄某负责船上的管理，并与走私货主联系。2006年9月27日，该船在海防港装载了一批香烟和洋酒，从越南海防港出发，准备将该进口烟酒偷运至广东省某市。2006年9月28日该船行至粤西某县附近海域时，被海上缉私部门发现、追缉，该船最后触礁搁浅，其他同案人弃船逃走，被告人张某离开该船后被当地群众抓获归案。海上缉私部门将该批货物查扣。经海关关税部门计核，该批香烟和洋酒合计偷逃税款人民币一百五十多万元。（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该案起诉至法院，笔者接受了被告人张某亲属的委托，担任张某的辩护人。笔者到法院领取了起诉书副本，复印了相关的案卷材料，认真研究分析了案卷后，前往看守所会见了张某，经充分的询问后，对张某的家庭情况及案情有了充分的了解。在交谈中，张某流露出后悔莫及的表情。笔者问张某，“以后你有机会出狱后，还跟人跑船走私不？” 张某说：“不敢了，还是找点正当的事做好。家里最小的孩子才十几岁，希望能早点出去。”

在庭审过程中，笔者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以下的辩护观点：

本案是走私普通货物的共同犯罪，被告人张某在该共同犯罪中仅仅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属于从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首先，从张某犯罪的主观故意来看。张某应同镇的李某相邀到越南去跑船打工，每月工资1000元，每跑一次船就另加500元补助。他是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受他人引诱、指使而参与到走私过程中去的。

其次，从张某实施的行为来看。张某与他人偷渡到越南海防港，登上事前停靠在港口的一艘“三无”铁壳船后，根据同案人黄某（即走私老板的马仔）的安排，张某负责打杂、做饭的工作。而其他人员的工作有的是船长、有的负责开船，有的负责轮机。可以这样说，在该起走私普通货物共同犯罪的所有参与人员当中，张某的地位是非常次要的，可以说是排在最后一位，仅仅是起一些辅助的作用而已。

本案涉案的人员有十多名，目前在案的只有两名被告人。如果仅仅是比照第一被告人的刑罚，对第二被告人进行减轻处罚的话，则仍有可能导致第二被告人张某的量刑畸重。所以本案应该假设涉案的十多名人员全部在案，被告人张某排在最末一位，应该怎样给他量刑？这样的情况下去考虑将更为公平、合理。辩护人认为，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完全可以考虑在三年以下的幅度给被告人张某量刑。刑法的功能不仅是惩罚犯罪，还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本案的被告人张某是一名五十多岁的老人，是在家庭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参与走私的，本案应充分考虑他的犯罪动机，犯罪情节，最大限度地给予其减轻处罚，并且能够适用缓刑。

开庭后不久，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张某的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张某在该案中为走私人员打工，帮助走私人员运输走私物品，在走私普通货物的犯罪中，起次要、辅助的作用，是从犯，依法应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张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一审法院虽然没有给予张某适用缓刑，但已经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给予张某减轻处罚，张某对判决十分满意，表示不再上诉。三个月后，张某刑满出狱，得以与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