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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警罪专题研究分析

作者:金和让  更新时间 : 2022-01-15  浏览量:64

背景

     2021年3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袭警罪条款,将暴力袭警行为独立成罪,袭警罪的设立体现了刑罚体系的自我完善、刑事政策的综合考量以及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除了规范以外,要真正发挥法律作用,离不开主体的素质、法律体制、人们的法律意识等,新罪的设立只是开始,如何依法适用才是关键。毋庸讳言,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对于袭警罪中关键问题的认定与处理仍不可避免的存有争议,本文以我所2021年度办理的袭警罪案件主要情况分析及心得体会为切入点,对袭警罪立法背景、犯罪构成及若干要点问题展开分析,以期尽可能地达到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平衡。

我所2021年度袭警案件数据统计、分析及心得


(一)数据统计及案件概述

      截至2021年12月底,北京华让律师事务所刑辩团队共接受7起袭警罪案件的委托,涉及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通州区,其中有2起是在检察院批准逮捕之后委托的,这两起目前都在办理过程中。

      其余5起中,有4起成功取保候审,这4起案件中有3起在后续法院判处缓刑,1起经过律师多次沟通由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剩下一起案件适用“刑拘直诉”判处拘役三个月(该案件流程极快,全流程不足30天,主办律师在检察院阶段多次跟检察官沟通认罪认罚及量刑建议,刑期由5个月调整为3个月,也达到了控辩双方协商后的理想效果),此案若非适用“刑拘直诉”程序的话,也极有可能取保候审成功。

      整体来看,本年度我所代理的袭警罪案件都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本所刑辩团队也通过办理此类案件总结了一些经验,具体案件情况及办案经验分享如下:

成功案例展示

01

【通州区】杜某袭警罪:2021年4月,杜某酒后因感情纠纷与男友发生争吵,后民警出警协调,警方处理期间,杜某与民警发生争吵,其后脚踹民警,杜某因涉嫌袭警罪被刑事拘留,之后家属第一时间找到本所刑辩律师,接受委托后,主办律师经过会见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递交取保候审及不予批捕材料,在通州检察院7天审查批捕期限内,检察官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杜某成功取保候审,法院阶段判处缓刑。

02

【朝阳区】朱某袭警罪:朱某在大望路附近打车回燕郊时,与司乘人员发生争执,执勤民警处理期间,朱某因醉酒对民警采取辱骂及拳打等过激行为,后因涉嫌袭警罪被刑事拘留,接受委托后,主办律师会见后及时递交不予批捕材料并与检察官多次电话交流意见,最终检察官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朱某成功取保候审。

03

【海淀区】李某袭警罪:李某系轻度抑郁症患者,因生活琐事与人发生口角,警方出警后因无法控制情绪与民警产生冲突,冲突过程中打到民警面部,但未造成轻微伤。其后因涉嫌袭警罪被刑事拘留,辩护律师介入后通过与检察官的多次沟通使其成功取保候审,后续经过律师的努力该案件由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成功使嫌疑人摆脱“前科与案底”的困扰,此案正是“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良好体现,一方面既打击了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也未矫枉过正,该案件是我所本年度较为成功的袭警罪案件,也是极具实务和理论研究价值的案件。

04

【大兴区】王某袭警罪:王某酒后与人发生争执,警方出警协调过程中,因醉酒与警方发生冲突,摔坏民警手机,踢踹民警,其后因涉嫌袭警罪被刑事拘留,律师介入后成功不予批捕并取保候审。

05

【大兴区】李某袭警罪:李某酒后与人滋事,警方出警后,李某与警方发生争执并动手撕扯民警,后以涉嫌袭警罪刑事拘留,因其两年前受过行政处罚,取保候审无果,后司法机关对本案采取“刑拘直诉”在30天拘留期限内判决完毕,拘役三个月(如上文所述,因刑拘直诉案件的特殊性,基本不会对嫌疑人取保候审,只能尽全力在刑期上做工作,本案也付出了巨大努力,经过多次沟通,刑期由5个月下调为3个月,嫌疑人及其家属十分满意)。此案也是北京大兴区袭警罪案件刑拘直诉较早的一批案件。

06

【海淀区】刘某袭警罪:刘某因酒后与人发生争执,其后刘某与出警的民警互相推搡,后因涉嫌袭警罪被刑事拘留,拘留期签了7天,之后报给检察院批捕逮捕,检察院在第14天作出批捕决定,逮捕后家属找到本所刑辩律师,经过会见后,律师充分了解案情后与警方密切沟通进展,并催促警方加快流程,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07

【昌平区】江某袭警罪:江某系狂躁症患者,因租房问题与房东发生争执,警方出警协调期间,江某情绪激动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其后被刑事拘留,第37天被检察院逮捕,逮捕后家属找到我所刑辩律师,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


(二)袭警罪办案心得分享

      从本所本年度袭警罪案件的处理情况来看,袭警罪目前存在着入罪门槛低,处理流程快,司法人员自由裁量空间较大的客观情况,鉴于此特殊情况,律师归纳总结了办理此类型案件的几个要点分享如下:

     1.程序性问题为首。如前所述,袭警罪案件一般来说案情较为简单,证据收集较为便宜,不排除公安机关在拘留三天或者七天内报送给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甚至有部分案件采取刑拘直诉流程即在拘留期30天内到法院判决。因此,办案律师办理此类型案件要把程序性事项放在首位,时刻盯好流程,对于案件进展第一时间跟进处理,千万不要抱有处理一般刑事案件的心态,切勿不紧不慢地走程序、交材料,以免“贻误战机”。

     2.诉讼策略为核心。袭警案件本身具有特殊性,更要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对症下药,对于明显构罪的袭警案件重点工作之一是指导嫌疑人家属向被害民警赔礼道歉并争取被害民警的谅解(因客观条件限制,民警一般不会出具书面谅解书,即便出具谅解书也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谅解,但袭警罪所保护的法益必然囊括了民警的人身安全,因此争取被害民警的谅解也较为重要),我所律师办理袭警案件时一般会跟随被害人家属找到被害人民警及所辖派出所,家属亲自道歉并视情况敬送锦旗(条件允许情况下会与被害民警拍照留念)并在律师会见嫌疑人时让其亲笔书写悔过书和致歉信递交给被害民警及司法机关。

      因此对于明显构罪的案件要把重点放在谅解及后续认罪悔过态度上,争取案件从宽处理,取保候审及后续缓刑,此外我所律师在办理此类型案件中还会指导家属与村(居)委会及嫌疑人工作单位沟通,由单位及村(居)委会出具表现良好证明材料(需加盖公章),家庭情况特殊的还会要求家属整理家庭情况说明(例如:直系亲属重病情况;婴幼儿抚养情况;家庭经济状况等),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工作部署及法理与情理的结合妥善处理此类型案件,尽最大努力争取从宽处理。

      对于是否构罪存疑的案件更要与承办检察官密切沟通交流意见,在表明立场的同时也要综合全案情况做好罪轻辩护争取取保或者减轻处罚的方案,切忌一股脑地争取无罪辩护,切勿在嫌疑人及家属未充分了解利弊的前提下贸然提出较为激进的诉讼策略,这在当下的司法环境,往往会带来不利的结果。

       3.证据认定问题是基础。根据目前出警的要求,人民警察在出警过程中一般都配有执法记录仪,全程录音录像。因此对于执法记录仪中记录的案件经过一般较难提出证据上的异议,若嫌疑人对事实经过有重大异议,律师可以申请调取查阅当时的录音录像。

       对于执法记录仪缺失或者不全的情况,若被害人与嫌疑人及证人供述不一致,要严格依照证据认定规则,根据证据“三性”的要求,依法处理,对于存疑的案件要坚决的贯彻“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

       4.“司法鉴定”启动需慎重。袭警罪案件中,有一部分嫌疑人本身就有精神疾病史,甚至有些案件就是嫌疑人当时病发或者未及时吃药的原因导致,笔者办理的袭警罪案件中就有两位精神疾病患者,两位都是因生活琐事与出勤的民警发生冲突,加上情绪激动以及未及时吃药的原因,一时未控制好情绪犯下此罪。

     病情稳定后嫌疑人都极为后悔与不解。对于这种本身具有特殊情况的嫌疑人是否申请提请“司法鉴定”的问题,笔者认为,若嫌疑人本身并非明显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则提请司法鉴定要慎重,因为目前的司法鉴定时间较长,加上疫情防控期间很多司法鉴定都会历经数月甚至半年之久。且根据法律规定,司法鉴定是不属于办理期限范围内。这长时间的等待对于本身就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嫌疑人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必要的煎熬。况且即使精神鉴定结果显示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份报告对于嫌疑人后续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也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司法机关甚至会责令对其进行强制医疗或社区矫正(并需要定期报备),这种情况无疑不利于其病情的恢复。

       笔者目前正在办理的一个袭警案件就由于接受本所委托之前家属按照先前拘留期间的律师的建议,提起了精神鉴定程序,目前案件因为精神鉴定已经陷入停滞,且鉴定程序启动后,公安机关也无法取消司法鉴定,因此本身就患有疾病的嫌疑人正在苦苦等待结果,从拘留至今已经四个月有余,目前还在逮捕后的侦查阶段,后续的检察院及法院阶段也会有较长时间,这段时间的等待本身就是对嫌疑人的一种伤害。因此对于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要慎之又慎,办案律师更应该从大局出发,综合考虑案件本身以及案件结束之后的问题统一权衡做出决策。

     5.沟通工作需重视。在“捕诉一体”与“认罪认罚”制度的背景下,检察官对于案件的定性与量刑建议对整个案件的影响极为重大,对于袭警罪来说,是否批捕、是否提起公诉以及后续量刑建议都跟承办检察官关系密切。对于轻微刑事案件来说,刑事辩护律师的“主战场”已经由传统的法庭前移到了检察院阶段,虽然我国目前仍然贯彻“以庭审为中心”,但由于司法资源有限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大量的刑事案件都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即控辩双方针对定罪及量刑进行法律协商,最终在嫌疑人自愿的基础上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有鉴于此,办案律师更应当将工作重心放在与检察官的沟通上,就案件的定性、证据的认定、从宽处理的情节等方面充分交换法律意见。笔者办理的数个袭警案件中,结果较好的几个案件基本都是在检察院审查批捕阶段中做了大量沟通工作,对于专业、负责的律师提出的法律意见,身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检察官也是比较欣赏和认同的,因此律师在办理此类型案件中更应当将此认识上升到一定高度。

     6.“矫枉过正”与“宽严相济”。毋庸讳言,目前袭警罪司法实务中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客观情况,笔者参与办理的袭警罪案件中即存在这种现象,很多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都具备精神疾病、高度醉酒状态且后果显著轻微等情况,对于此种行为人应当坚决落实宽严相济的政策,对其从宽处理,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坚决不诉。

       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及危害结果显著轻微的案件不应当轻易适用刑法来规制,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更应当严格遵守自身的谦抑性要求。对于可以适用行政手段处理的尽量援引治安管理手段规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规定:“对袭警情节轻微或者辱骂民警,尚不构成犯罪,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依法从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因此对于此种情况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并不存在法律层面的阻碍。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对于犯罪分子实行犯罪记录档案管理制度(即案底制度),目前的状况是一人有案底就会影响自己的后代(例如从政、参军等),即便案件本身的量刑不高,对自己的影响较小,但只要受到刑事处罚就会留有案底,无疑会殃及后代,这种不利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有“株连”嫌疑,不符合司法文明的内在要求。

       如前文案例三【海淀区李某袭警罪】所述,李某本人系轻度抑郁症患者,因生活琐事与人发生争执,警方出警协调中,因情绪激动失手打到民警面部。后续此案经过律师多方努力沟通,在检察院批捕阶段与检察官就法理与情理、少捕慎诉、宽严相济等司法精神及政策多次交流意见,加上主办律师及其家属亲赴派出所对被害民警赔礼道歉及悔过书、家庭情况证明等材料准备的齐全,最终案件成功取保候审,后续嫌疑人担心案底问题,主办律师又多次与司法机关沟通,最终案件成功由刑事案件转变为行政案件,该案在某种意义上就体现了袭警罪案件确实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即本身属于行政案件的前期却刑事立案,虽然本案最终由于主办律师不懈努力扭转了案件的定性,但这种事情却并不常见。

      因此笔者认为,律师及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此类型案件更要常怀敬畏之心、最大限度地做好法理与情理的平衡,坚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当然,对于主观恶性较大、采取严重暴力危及人身安全的袭警犯罪,依法提出从重量刑建议,并监督法院从严适用缓刑,发挥警示威慑作用。笔者建议考虑司法人员推动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可行性建议,明确阻碍警察执法执勤的具体情形及相应处罚措施,做好刑事处罚与治安处罚的有机衔接,构建起对袭警行为从治安处罚到刑事处罚的惩罚体系。通过法律保护的严密化、犯罪处断的精细化,推动形成尊重警察执法权威、巩固警民和谐关系的良好氛围。

立法背景

      2015年11月1日生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妨害公务罪后新增加第五款“暴力袭警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该条款实施后,为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这一规定对于依法惩治袭警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具有积极意义。

      从实践情况来看,当前公安工作面临的工作任务日益繁重,执法环境日益复杂,公安警察遭受暴力袭击等不法侵害时有发生,暴力袭击警察事件呈现不断递增趋势,特别是社区民警和交通警察等身处执勤执法第一线的警种,在执法执勤、处置群体性事件、盘查嫌疑人过程中,最容易遭受侵害;实践中妨害公安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有的行为人从口头挑衅、谩骂、侮辱演变为直接使用棍棒、凶器或者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袭击警察,对警察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严重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履行保障社会治安稳定的职责。

       基于此,经与各方面反复研究,考虑到暴力袭击警察的行为不仅对警察的身心造成严重侵害,严重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履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治安稳定的职责,还破坏了社会正常管理秩序,损害国家法律的尊严,应当依法严惩。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本条作了第二次修改,对暴力袭击警察的犯罪单独规定了罪名与刑罚 1。自此,袭警行为的处理增添了法律层面便利的同时也迎来了适用上的新挑战。

       1节选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许永安处长主编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解读》

袭警罪犯罪构成及相关要点分析

      袭警罪,是指使用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行为。本罪与妨害公务罪是特别关系,成立本罪以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为前提;反之,不构成本罪的行为,也有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

      1.行为对象必须是人民警察。对于“人民警察”概念的范围,我国法律已有明确规定。根据《警察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其中,公安警察又包括治安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等。

      然而,在对“人民警察”身份范围进行界定时,辅警身份应如何界定始终是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11月印发的《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管理意见》)第三条明确了辅警非人民警察身份的地位。(本办法所称警务辅助人员,是指依法招聘并由公安机关管理使用,履行本办法所规定职责和劳动合同约定的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人员,主要包括文职、辅警两类从事警务辅助工作的人员)。

      考虑到在社会生活中,辅警受公安机关管理并辅助履行人民警察的部分职务,在执行职务时也具备人民警察的部分特征,对于辅警在执行职务时能否被拟制以人民警察的身份存在一定争论。学界及司法实务中对“人民警察”的范围问题就提出过诸多的论说,主要有“职务论”、“身份论”与“折中说”。

    “职务论”认为“暴力袭警条款意在保护警察的职务活动而不是警察的身份”,“身份论”者以刑法的当然解释原理为支撑,而“折中说”则认为在认定中需兼顾对象的身份与职务。

       在袭警行为单独列罪的背景下,我们仍需要讨论:第一,“人民警察”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应当着重看身份、还是强调职务?第二,根据目前界定标准,依法辅助民警执法的辅警能否被解释进“人民警察”的范畴?若答案是肯定的,是否会突破罪刑法定原则?

     “在进行刑法解释时,我们不可能仅仅拘泥于法条本身,必须在准确确定该刑事法律条文所对应的前提法的基础上,与其前提法的规定保持协调”。许多学者基于《人民警察法》的规定而坚持认为“将辅警等人员纳入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范畴,在法律未修改的情况下,适用的是类推解释,严重违反刑法的解释原则”。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中将“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视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2016年1月中央审议通过的《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中也对警务辅助人员的身份地位、职责范围、权利义务等作了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可以通过判断辅警人员的行为是否是经法律授权且依据正当程序在行使职责,而认定其是否具备职务身份,这也是部分持“折中说”观点学者的关键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中检察院及张明楷教授等主流学者观点:认定辅警是否属于该罪“人民警察”必须强调执法一体化的概念,在认定中要注意以职务论为基础,淡化身份论。具体而言,一方面,在能明显区分和判断辅警行为并未在警察执法范围的情况下,根据刑法的教义学内涵,不宜将辅警扩大解释进“人民警察”的范畴。

      也就是说,辅警的行为具有独立性而并未依附人民警察的执法行为,不能将针对辅警的行为评价为“袭警”;另一方面,“根据社会现实,辅警在执行公务时,听从人民警察指挥,和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成为一体。”这种在人民警察与辅警混合执法的场合下,辅警的行为是依附于人民警察的执法行为的,此时辅警的行为应视为“人民警察”执法行为的延伸,换句话说,辅警的行为与警察执法行为具有一体化的特质,此时,不应当然地将辅警排除在袭警罪范围之外,这也并未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因为上述解释仍然确保了“先进行形式判断,然后再进行实质判断”的原则。

      反之,如果此时对两种不同身份的执法人员进行出入罪上的区别对待,将会导致罪刑的不平衡,这不仅不符合法律的正义观,亦会直接违背民众的一般法感情。在此,坚持这一观点的核心依据仍然在于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即暴力袭警行为虽然表面上针对的是警察的人身,但定罪的实质是对行为人妨害警察执法的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因此,辅警虽然不具有人民警察编制,但当其依附于警察实施执法行为时,就应当对两种不同身份的人进行同一的、整体性的评价。此外,笔者检索了大量现有的袭警罪案例,法院在处理既有辅警又有警察的案件时,并未对两者做出区别对待处理,若一个案件中既有辅警又有警察,对其显著区别对待(无论是数罪并罚还是从一重罪处罚)必然不利于警察与辅警队伍的内部团结,也有违反人人平等原则的嫌疑。

      有鉴于此,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应当综合考量受害人的身份与职务,具体观察辅警与人民警察在执法时的整体性,避免认定中的“唯身份论”。 2

      2李翔: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司法适用(《法治论丛》2021年第5期);《检察日报》袭警罪如何理解和适用(2021年12月21日第七版);张明楷:《刑法学》(第六版)

      2.必须有暴力袭击行为。本罪的暴力,是指对人民警察不法行使有形力,该有形力包括对人的暴力及对物的暴力两种,其中,对物的暴力应当对人的身体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本罪中并不是单纯地对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实施暴力,而是通过暴力袭警妨碍警察正在执行的职务。如果暴力袭警根本不影响警察执行职务的,不应当构成此罪。从目的解释和执法效果来看,刑法增设袭警罪,旨在维护警察执法权威、营造敬畏法律的良好氛围。但司法实践中将推搡、撕扯等轻微肢体冲突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袭警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判处拘役、缓刑等轻缓刑罚,不仅惩治教育效果不好,还影响警察执法形象和良好警民关系。

      因此,从执法效果上考虑,对于一些暴力程度不高、情节显著轻微、悔改态度明显的袭警行为,应当认为其暴力程度未达到该罪要求的暴力程度,即从客观构成要件上阻却构成,从根本上不认定其构成此罪,而不应当轻易运用刑法总则“但书”条款作出罪处理,这种抛开刑法分则条文直接适用刑法总则的做法不利于刑法分则条文的理解与适用,长期依赖刑法总则中“但书”的规定,或可导致刑法分则中具体条文的法解释层面的缺位。

      3.行为内容是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职务的执行必须具有合法性,即“依法”执行职务。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行为予以阻碍的,当然不成立此罪。合法意味着不仅实体上合法,而且程序上也合法。对“依法”的判断,应从权力来源合法、权力行使范围合法、权力行使程序合法等多个维度进行把握:第一,从权力来源上看,国家权力机关授权人民警察以执法权,这种授权针对的是特定的具备人民警察身份的自然人,因此,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时是否具备执法权所要求的主体身份是判断其权力来源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第二,从权力行使范围上看,人民警察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越权行为不被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第三,从权力行使程序上看,人民警察执行职务必须依照法定程序,缺乏程序正当性的执法行为不应被纳入袭警罪的保护对象中。 

      4.必须在人民警察正在执行职务时实施阻碍行为。从保护依法执行职务的角度来考虑,执行职务不仅包括正在执行职务,而且包括将要开始执行职务的准备过程,以及与执行职务密切联系的待机状态。就一体性或者连续性的职务行为而言,不能将其行为分割、分段考虑进而分别判断其职务行为的开始与终了,而应当从整体上认定其职务行为的开始与终了。

      袭警罪的设立是我国法治化建设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加强对警察执法权的保护力度的现实需求。《刑法修正案(十一)》单独设立袭警罪只是一个开始,如何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和适用袭警罪,仍需予以长期的关注与探讨。无论如何,充分厘清袭警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把握认定好法条中关于“人民警察”、“暴力”、“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等关键概念,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追求。

       此外,还需注意在司法实践中把握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关系:既要防止警察执法权的滥用,严格限制袭警罪的打击范围;又要避免个体自由的泛化,维护警察执法的权威性,以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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