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织体自身的角度讲，现代意义的合规计划是指保证职员整体行为守法的组织性措施，无论企业还是公共机构，都存在越发复杂的工作程序以及通过资源集中所形成的集权，这就使得在组织结构中构建组织措施成为必要。域外经验（如德国）也表明，合规并不局限于企业；否定政党内合规计划存在的必要性，就等于否定了合规自身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在我国，也有政策性文件支持借鉴公司治理技术治理公共机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借鉴公司治理中的风险管理技术进行内部治理。为了落实中纪委“借鉴公司治理技术，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要求，多部委和司法机关发布了本系统内的相关指导意见。北大法宝数据库就收录了相关的2个司法解释和11个部门规章。在腐败治理之外的其他方面，公司治理技术也被公共机构所借用。如下文所述，在大量案件中，不履行内部控制义务成为积极证立个人刑事责任的联结点。由此可见，将公司治理中的合规计划借用于公共机构治理具有现实基础。

      第二，从国家的角度讲，合规计划所表达的意思是，如何通过激励机制（例如刑法上的责任激励）推动组织体内控。在这一点上，对公共机构的合规激励不同于典型的公司合规计划。原因在于，后者多通过针对企业自身的定罪、量刑或起诉激励等方式，推动企业落实合规计划，而公共机构的刑事责任尽管没有被我国立法者否定，但实践中追究公共机构刑事责任的案例非常罕见。然而，不同于公司合规计划，不等于公共机构的合规计划无法实施。在不存在组织体自身责任的制度体系中，完全可以通过个人责任推动组织体实施合规计划。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有这样做的。例如，在王某等人玩忽职守案中，实际上，即便在英美的合规计划中，也在逐步强化个人责任。例如，美国就通过《耶茨备忘录》强化了个人责任，目的就是由此促进组织体履行内部控制义务。总结来说，只要存在内部结构的组织体，就需要实施合规计划。

      我是武汉刑事方面的律师，有任何刑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