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监护制度对被监护人提供的也是一种持续性保护，导致监护与定型化的行为能力判断模式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但在持续时间方面，两者也仅是部分重合。德国法对于当事人订立遗嘱的行为能力采用个案审查的判断模式，此时行为能力的认定便不具有面向未来的持续性效力。 为了实现监护与行为能力的“脱钩”，必须对“监护”一词的歧义性加以澄清。既有讨论中，我国学者主张对监护和亲权加以区分，后者专指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前者则被称为“小监护”。

   但上述学理区分并未在我国实体法上得以实现，法条使用的监护概念同时涵盖两者，称为“大监护”。除此之外，“大小监护”在我国还有另一种解读：这一理解为多元的保护手段尤其是为协助决策方式提供了解释空间。狭义理解则将其定义为对行为能力欠缺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提供替代决策的保护制度，将监护的保护手段等同于替代决策(法定代理权)的运用。这种“大小监护”也可表述为“替代决策—协助决策”的区分：狭义监护仅指替代决策，而与协助决策相对应；广义监护则同时涵盖这两类保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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