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从政不是一个新话题，一方是学者呼吁，律师表态，另一方是公检法不屑，高层沉默。今年听说全国人大政协的律师代表增加了80%，不过最近又有官方媒体建议律师从政不宜“片面追捧”、操之过急。这不由得让人疑惑，律师从政到底动了谁的奶酪？



律师从政首先就要明白“政治”为何物。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一词已不仅仅是与经济、文化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它本身就被贴上了“正确”的标签，有时候还被夸张为“伟大光荣正确”。“不讲政治”成为体制中对官员最严重的负面评价，和封建社会的“欺君”差不多。只有“政治正确”，才能跻身主流圈，否则，就是言行的禁区如同高压线一样触碰不得。

一般的教育认为，主流政治体系中不应有宗教语言系统。实际上在我看来，在中国，当政治具有天然正确的属性时，它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宗教。只不过这种宗教是一种至上而下的游戏，而且是少数人的游戏，这种游戏认可唯一的正确。在如此体制之下，从政就是入教，入教就如参加游戏，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而这里的规则就是----“同意”。



但我们知道，政治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只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甚至可能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必然的“真理”。如果把政治由真理转为意见看作一种回归的话，我认为成熟的政治需要这种回归，而律师从政或许可以成为这种回归的契机。

假如大量律师进入国家政治话语体系，也许人大政协开会就不再是一边倒的同意，一边倒的论证----因为律师天然的思维习惯就是怀疑，职业的技能素养就是说“不”，让律师去习惯地对别人的观点表示赞同实在太难。因此，律师从政所导致的政治向中性理性的回归无疑会触动某些人“一贯正确”的敏感神经。

相对我们现有全体一致（绝大多数）同意的大背景，律师的反对就象一根搅屎棍。其不一定能搅出一些名堂，但肆意搅动还是会让大好的政治形势充满变数。而不确定性就是不稳定，不稳定即为政治大忌，此必为主流的大局观所不容。



我们还看到，当前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某些人只是基于对经典马列主义的机械理解，对这种社会分化的现实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在此背景下，利益的重新分配成为一种欲说还休的现实诉求。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散布在社会各方面矛盾的中心，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直接深切的体会。律师也很明白，作为纠纷解决的中介，他们自己不能有直接的利益诉求，如果不参与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他们就只能是政治上的边缘人、隐形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有不安分的参与利益重新分配的动力。



而律师在政治上的积极参与无疑会给现存的利益格局造成冲击，让各方特别是弱势民意骑虎添翼。更由于有权阶层的利益既得和冲突性，律师从政也会触动有人处心营造的不公平的利益均衡局面，这恐怕也是某些人阻止律师从政或明或暗的理由。



当然律师从政举步维艰，也有其自身原因。除了囿于生计谋取经济利益的现实考虑外，这也由于大多数律师公益性人格尚未完全养成，还未能向公众充分证实律师群体的价值所在。



近几年，华南虎、天价烟、躲猫猫等一系列事件的潮起潮落，让世人对中国的“网民”刮目相看。你很难界定这一群人是什么的构成，也很难判断他们的最终利益诉求，但因为他们能够不断地挑战，不断地以群体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就能在原有政治布局中占据一席之地，有趣的是有些地方人大还设置了网民席位。不排除这些网络网民事件当中有炒作的成份，但其积极意义还是令人鼓舞。



反观律师，面对不断出现的公众性事件，律师鲜有表达。如对艳照门中的隐私权和知情权、对杨佳案中申请鉴定的权利、对三聚氢胺事件中的公益代理，等等，律师有过参与，但缺乏持续的热情及专业探讨的深入，当然更加缺乏在此基础上对国家立法的实践干预。

如果说有些资源被浪费很可惜，那么律师资源的闲置无疑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前段时间，律师团体在法国起诉禁拍圆明园兽首的努力让我们看到这个群体开始真正走上前台，但作为一支政治性的力量，做到这一步显然远远不够。



由此我们还是要遥想，假如将来律师真的成为政治上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能够超脱党派而作为一个群体来影响政治走向，则法治幸甚，中国幸甚。（湖北武汉律师 吴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