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毒品类共同犯罪的辩护思路

在我国，毒品犯罪是重罪，其刑罚的力度甚至强于故意杀人等严重的暴力犯罪。而决定毒品犯命运的，就是其涉毒数量、种类、获益金额及前科情况。而在共同犯罪中，除了要考虑上述量刑的因素外，还要考虑在共犯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毒品类共犯，因每个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分工不同，最终判定的罪名也未必相同，本文将一一进行分析和研究。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不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本罪名为选择性罪名，即实施了哪种行为，就应当定哪种罪名，实施了多种行为，即定多种罪名，但不实施数罪并罚。因在实践中，毒品类犯罪多存在于共同犯罪中，遂有必要作出以上说明。本文就共同的毒品类犯罪的辩护思路进行详解。

　　本文一开头就影响共同毒品犯罪的量刑因素做了说明，而毒品犯罪的大体辩护思路可归纳为以下三条，一是辩罪名，二是辩数量，三是辩情节（地位和作用），以下就辩护思路的突破进行详解。

首先是罪名，前文已讲到，毒品类犯罪中每个人分工不同，应根据实际情节进行定罪。而罪名的变更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被告人的命运。在司法实践中，运输、制造、贩卖毒品罪在量刑上相差较小。罪名上的辩护主要在于罪与非罪，上述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转换。罪与非罪，在于被告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毒品的真实存在，主观上的明知分为“明知”和“应当知道”。所谓应当知道，是从一般社会实践生活常识，从正常人的思维角度可以判断大概率都知道是这样。下面举例说明，如的士司机搭载乘客途中被公安查获，车上乘客包里携带了大量毒品准备交易，该司机是否构成犯罪。答案是否定的，的士司机应当无罪。首先，毒品类犯罪均为故意犯罪，没有过失犯。的士司机主观上与携带毒品的乘客在主观上无犯罪的意思联络，无法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司机的行为是否能独立评价为运输毒品罪呢，同样是不行的，的士司机没有搜查乘客包裹的权利，不可对其附加超出常人期待的注意义务。否则，人人将生活在恐慌之中。此罪与彼罪，在毒品犯罪中主要是向“非法持有”上争取。例如托购者与代购者分别出资，共同由代购者联系卖家购买毒品行为如何定性？实践中，此类案件多会以“贩卖毒品罪”对代购者刑事拘留，这种定性是不妥当的，若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代买毒品仅用于吸食，毒品数量超过最低标准构成犯罪的，应定托购者、代购者均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较为妥当。托购者购买毒品后又另行贩卖的，代购者若不知托购者具有贩卖行为，也没有证据证实代购者自身有贩卖毒品行为的，其因与托购者无共同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因此不构成贩卖毒品的共犯，仅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在没有证据证明购毒者是为了实施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等其他犯罪的，将购毒者与代购者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犯较为妥当。如果行为人在为他人代购毒品的活动中“蹭吸”，由于代购者仅出于个人吸食目的，一般不宜定罪处罚。如代购者“蹭吸”所获得的毒品数量达到较大的标准，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同样不宜定贩卖毒品罪。

毒品犯罪的第二条辩护主线在于毒品的数量。如果公安机关当场查获了毒品，这是很难推翻的，本文主要讲对于公安机关没有查获毒品的案件，数量该如何认定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仅有卖家或部分买家的证言，证言中仅能就贩卖毒品的事实进行认定，而对于毒品的数量却无法形成证据闭环。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为了打击犯罪，仍会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此时，我们的辩护思路应结合案件事实具体分析，如证据显示毒品买家和被告人关系密切、互相熟悉，并且有多个买家分别证实的交易细节、内容详实，一般可以认定被告人贩卖毒品的事实，此时因数量无法查证，则应以基础量刑确定刑期，如果被告人陈述的内容模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强，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以证据不足不起诉或宣告无罪。

　　在毒品类共同犯罪中，第三条辩护主线便是犯罪地位，主犯与从犯在量刑上会有较大的差别。对于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应当为其争取从犯地位。具体而言，对提起犯意、与他人合谋或明知他人贩毒而积极响应，并在贩毒活动关键环节起重要作用的被告人，一般应认定为主犯。关键环节一般是指毒品犯罪活动中的组织指挥、联络、运输、交易等环节，而对于无法知晓毒品的来源去向，仅在其中一个环节发挥了较小的作用的被告人，可以认定为从犯。此外，有些情况还可以从犯罪的形态上的辩论，对于贩卖毒品的情况，尚未进入交易场合即被抓获的，上家以既遂论，若下家是以贩卖为目的，因未实际获得毒品，则可以认定为犯罪未遂。在运输毒品犯罪中，如果被告人尚未着手运输毒品即被公安机关查获，就可以认定运输毒品的未遂。

　　以上是毒品类共同犯罪辩护的主要思路，辩护要点当然远不止上述情形，后续有机会再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