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病因的工作性足够强大，不管劳动者发病的时间和地点如何，其损害后果皆可被视为迟延伤害而获得补偿。于此，工作过程要素仅被淡化为职业接触的时空，用以辅助判断该职业危害因素在个体身上的具体积累程度、其形成病因的可能性及其在病因构成中所占之地位与比例(实际贡献度)。但48小时条款对病因只字未提，即起因性要素为0。如此，在一个中性偏弱的过程性要素之后，再加上一个0分的起因性要素，其工作关联总量显然无法达到工伤保护框架的最低要求，将其纳入工伤，确有过宽之嫌。至于其后的死亡结果及其时间限定，则纯属工伤认定之后续程序——核定补偿范围及数额阶段才需考虑的。它既不应列于此处，亦不具工伤定性层面之实际考量价值。其添加又使该项进一步偏离工作关联之本质，在体系层面引发各种过狭之困，并在实践层面招致伦理危机。

48小时条款所涉之保护，与工伤制度的本意范围有所不同，因而立法者使用“视同”措辞，表明将其纳入工伤仅是出于一种法律上的拟制(作为指示参照的法定拟制)，是“有意地将明知为不同者，等同视之”。比如，将工伤待遇给予因狂犬病突发而亡者，或因获知家庭变故而心脏病发猝死者，等等。这些结果显然并非立法者之追求，也已远超其能够接受的最大保护范围。此时，我们当以工伤之本质及以之为内核的一般条款为标尺，省思这一拟制及其适用维度。在规范上，自拟制导出的同等对待同样受事物性质的限制与修正。此时，这种拟制在性质上仅为“准用”，“其作用并不在于将不同的法律事实，事实上予以同一化”。所谓的视同，亦不需要在每一点上都视为相同，其在程度上可有差别。假如立法者不想接受其所规定的等同平视将导致之全部后果，就必须依法律的目的做限缩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