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罪名简介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一新罪名是由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六）》而来，该《修正案》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修改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进而在2007年5月11日两高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进一步明确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一新罪名。

目前实务中常见的情形有如下几类:一是帮助金融类犯罪、诈骗类犯罪转移犯罪所得、二是盗窃、抢夺类犯罪，帮助转移犯罪所得、销赃、收赃等、三是非法狩猎、文物等国家特殊保护客体的犯罪的转移、销赃。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处罚

根据《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也就是说本罪只存在两个量刑幅度：

1、一般情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是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值得一提的是，余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注意到从法学理论层面，本罪的刑法法条部分并没有对该罪名的构成要件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务中还需要关注该罪的入罪条件，具体如下：

（1）入罪条件：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

(二)一年内曾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的;

(三)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

(四)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无法挽回的;

(五)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进行追究的。

（2）可以判处三年以下的情形：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未达到十万元以上的;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下，或者三次以下且价值总额未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三)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价值总额未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3）三年以上情形：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三)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价值总额未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四)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重大损失无法挽回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五)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严重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予以追究的。

三、主要辩护要点：

1、罪名问题

对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他本质上是一个下游犯罪，因此常常与上游犯罪进行关联，这时候，作为辩护律师应当综合考量其上下游的犯罪涉嫌罪名、量刑情况，做出具体分析，并结合办案机关的定罪意见做出相应的对策，实务中常见的是直接以上游犯罪的共犯而非以本罪来定罪，在此种情况下，若上游犯罪量刑幅度明显高于本罪，辩护律师应当积极争取变更罪名。例如，律师在广州办理的一起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赵某（化名）使用银行卡为上游犯罪转账，办案机关起初以诈骗诈骗罪共犯追究犯罪嫌疑人赵某的刑事责任，律师介入后，通过分析，由于转账数额较大若定诈骗罪量刑幅度会超出10年，在办案机关无法证明具有共同犯罪故意的情况下，应当定性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终检察院决定变更罪名，本案由10年以上最终定性为三年以下。

理解上述案例后，也可以得知，反之，亦然。

2、涉案的犯罪数额问题

本罪的犯罪数额常见的有两种，一是直接的资金数额，二是涉及的实物价值。对于第一种情形应当有完整、连续的流水反映相关的钱款性质，否则作为律师应当提出充分的质疑，二是实物价值，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数额，应当以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时为准。收购或者代为销售财物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以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价格计算。由于数额直接影响量刑，因此无论是在涉及资金，实物的证据实体和证据的合法性等方面，都应当充分的关注

3、上游犯罪问题

本罪重要的特征是其是一个上游犯罪，因此，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充分了解本罪的上游犯罪情况，并要求办案机关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不能想当然的将涉案的犯罪情节全部都推定为犯罪，这是应有之义却常常被部分律师所忽视。例如：余律师在南京办理过一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公诉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银行卡中的流水全部是犯罪数额，但是经过多次向公诉机关以及法院进行了解披露，涉案的银行卡中主要涉及两个“组织”的转账，其中一个组织已经被刑事处理，但是另一个组织的情况不明确，甚至没有刑事立案，因此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即使该两个组织的转账具有指向犯罪的高度盖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