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律师有用还是无用

       最近有个涉黑涉恶的案子，庭审到中途，法官不仅不听律师的意见，反而把律师赶出法庭，在法官看来，律师不仅没用，而且碍手碍脚，把律师赶出了法庭，就可以自己随心所欲决定被告人的前途与命运了。再联系到之前的很多案子，法官在庭审中对律师恶语相加，嫌律师啰嗦，嫌律师发言烦，动辄不准律师发言，甚至赶出法庭，这样的案子不胜枚举。我们倒要问一句，律师真的有用吗？律师真的烦吗？

       在专制的中华帝国时代，是没有现代司法意义上的律师的，律师是个舶来品，是从西方引进的，为什么呢？中华帝国时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诸法不分，刑律为主，草民犯了事，一切父母官说了算，朝廷说了算。这个传统是从商鞅掌权开始的，有人说商鞅的法不好，要处罚，说商鞅的法好，没问题吧，歌颂领导总可以吧？不行，商鞅把他们流放了，在商鞅看来，我没把你们这些议论的人砍头就是天大的恩典，总之，法律是不准议论的，在朝廷面前，不准有不同意见。在这样的专制时代不可能有律师，因为律师是民权的代表，天生就要发表与朝廷不同的意见，而专制时代，只有皇权，只有百姓完全无条件服从王法，哪里允许什么不同意见。所以，专制时代不可能有律师，所谓的讼师，也只是完全站在父母官一边，为权贵士绅服务，跟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完全不同。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推翻了专制的中华帝国，创建了民主共和国，专制终结后，产生了律师及现代司法制度，这种司法制度下，总可以与官府平等对抗了吧？

如果事情真的那么容易，就不会有律师被赶出法庭了。专制统治延续了两千多年，很多官员依然是衙门思维，官老爷思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怎么判，判多少年，我说了算，有你律师什么事呀，你律师算什么？在官老爷看来，百姓不需要律师，也不需要民权，更不需要解释说明，所谓的律师，只是一个摆设，一个器物，用来装饰的，只是为了看的过去，真正的审理办案，由官老爷自己做主的。所以，以官老爷的思维，律师真的没用，真的很烦，没了律师，就像房间没有装饰物，只是没有那么好看，仅此而已，又不影响入住，庭审没律师又能怎么样？还不是照样判？那么，律师真的就像官老爷眼里那样无用吗？

       搁在专制时代，没有民权，所以自然没有律师，即使有律师，也没什么用，但专制帝国在辛亥革命后就没了，现在是民主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主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人民需要律师吗？

       首先，律师是权力制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律师的存在有助于防止权力横行与暴政。我们前面说，专制时代的统治者，是不遗余力打击不同意见者的，目的就在于削弱百姓力量，但在民主时代，恰恰需要壮大人民力量，抑制公权力的扩张，创建权力制衡体制。西方国家有三权分立，我国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有权力制衡体制，无论在哪个制度中，都需要监督并制衡公权力，防止公权力横行与暴政。律师精通法律，作为人民权利的代表，在抑制公权力的扩张与横行当中，走在前列，发挥着引导作用，使公权力处在人民监督与可控范围内，不至于出现暴政。所以，律师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体制是否正常运作的晴雨表，一个政府要走向专制，必然千方百计削弱民权，竭尽所能打击律师，相反，如果民主体制正常运转，律师一定在权力制衡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积极代表人民监督着政府，成为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其次，律师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是社会矛盾的化解者，在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关系纷繁复杂，现代社会中众多的争议纠纷不可避免，这很正常，这些争议纠纷如果能够得到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如果可以化解，社会就能和谐稳定。界定人的行为，判断是非对错，有个相对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法律，如果按照法律规定，以客观中立的立场裁判，得出相对公正的裁判结果，那么，争议纠纷就可以妥善处理，矛盾就可以化解。律师在这个法律程序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民事案件中，律师代表原告或者被告积极行使民事权利，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使民事审判相对公正；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为被告人辩护，与检方平等对抗，不至于案件一边倒，使案件出现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不仅令被告人、被害人心服口服，也能令社会公众心服口服，不会使社会矛盾积累。总之，律师的活动，使司法公正得以实现，使社会矛盾纠纷及时得到化解，能够为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巨大作用。

       第三，律师在公民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能够引导公民理性守法行动，防止民粹及社会动乱的出现。我们知道，公民是有权利的自然人，这些公民权利规定在法律中，如果不熟悉法律，是无法行使这些权利的，也就很难做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这时作为精通法律的律师，通过办案及各种宣传普法活动，让很多没有接触法律的人清楚自己的权利，让他们变成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从而构建一个力量强大的公民社会。当公民社会构建后，律师清楚得告诉他们如何守法，如何在法律范围内理性行动，这样一些极端的主张或者民粹主义就会失去市场，暴力行动或社会动乱就可以避免，通过和平手段就能实现社会变革，从而避免暴力革命，使社会转型带给人们的伤痛尽可能减小。反而，如果没有律师的积极活动，没有守法理性的公民社会，一旦有了社会矛盾，便以暴力革命或者战争手段解决，带来的是遍地的战祸，人口的巨大锐减，给百姓带来巨大伤痛。所以，要避免战争及治乱循环，就必须放手发展律师队伍，构建公民社会，形成一个文明理性守法的社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专制时代的统治者，没有一个容许律师存在，更不会允许民权的存在发展，他们维系统治的手段，只能是杀戮与恐怖；拥有陈旧官老爷思维的办案人员，不喜欢律师，律师对他们来说，只是摆设与装饰，没什么用，随时可以呼来喝去；对于今天的百姓来说，律师是他们维护合法权利的朋友，是他们走向强大的引路人，是他们理性行动的导师，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

       有个思想家说，在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与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做选择，他会选择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因为人民可以不要政府，但却不能不发言；同样，一个文明的社会，可以没有官老爷，却不能没有律师，因为人民可以不要政府，但不能丧失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