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之下，许多案子被定性为“涉黑”或者“涉恶”案件。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对涉黑涉恶案件往往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比如：行政处罚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取保候审的尺度更加严格，量刑从重无罪判决率下降。本案当事人因参与涉恶团伙债务催收而被定性为共犯，一审法院判决构成寻衅滋事罪，量刑三年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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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7年2月13日，被告人王某等四人被刘某（另案处理）纠集，围堵在张某某的气调库门前，向张某某催讨债务，并在张某某的气调库门前蹲守至第二日。2017年2月14日下午13时许，被害人赵某某、孙某某到张某某的气调库大门处拉苹果，被告人王某等人上前与其发生争执，并手持镐把、铁锨等工具将赵某某、孙某某打伤，将门卫手机摔碎，将赵某某驾驶的桑塔纳轿车玻璃砸碎。经鉴定，赵某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孙某某损伤程度为轻微伤，被毁坏的桑塔纳轿车直接损失为2482元人民币，被毁坏的手机价值人民币50元。

2020年1月13日，经一审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王某等人借故生非，伙同他人随意恐吓他人，情节恶劣，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任意毁坏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均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王某等四人系伙同他人共同犯罪，综合全案证据，不宜区分主、从犯。被告人王某等四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均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某系累犯，予以从重处罚。判决：被告人王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被告人王某等四人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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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策略

2020年6月，被告人王某家属委托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薛静律师承办该案。薛律师接受委托后，经过反复阅卷、排查疑点，会见王某了解案情。发现王某并非主动参与，而是临时被叫去要账，并未参与共谋，也未实施殴打和毁财行为，参与度不大。为此，薛律师拟定从两个层面进行辩护：一是王某并非主犯而系从犯，有法定减轻情节；二是原审判决量刑畸重，王某有酌定减轻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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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焦点

 一、王某并非主犯而系从犯，有法定减轻情节本案的组织者、领导者为涉恶团伙的李某强、李某刚、刘某（另案处理），其三人在共犯罪中起策划、指挥犯罪活动的作用，应当认定为主犯。被告人王某事前未参与共谋，临时被叫去要账，行驶至半路时看到刘某等人下车购买工具时，方知要打架，被动的跟随至气调库，服从刘某的安排。且从共同犯罪的频率来看，王某是首次参与且仅参与一次。在具体实施打人行为时，王某并未参与，也没有证据证明王某参与了殴打被害人赵某某及孙某某的行为。在侦查机关对殴打、毁财行为的讯问笔录中，指使者刘某的供述和辩解均证实王某未参与对车辆的损毁，刘某成（另案处理）供述手机被年纪小的小孩摔坏，以上损失均不是王某造成的。被告人王某犯罪情节相对较轻，对犯罪结果造成的危害作用参与度明显较小，起次要的辅助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于处罚。故被告人王某在本案中应当认定为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原审判决认为不宜区分主、从犯是错误的。

二、原审判决量刑畸重，有酌定减轻情节原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量刑畸重，导致罪责刑明显不相适应。被告人王某仅为镇场、充人头，并未实施殴打和毁财的行为，参与度不大，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到案后又能如实供述自己全部罪行，2019年5月7日210专案组询问笔录证实王某认罪、悔罪并且愿意接受刑罚的制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原审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明显与所犯罪行不相适应，量刑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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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结果

2020年7月1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辽02刑终202号刑事判决书，针对上诉人及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综合评判本案四上诉人与其他参与本案人员构成共同犯罪，依法应当共同对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其行为均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鉴于本案四上诉人均系被纠集到现场，对本案的发生、发展不能起到决策作用，根据四上诉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对原审法院判处的刑罚适当予以调整。

一、维持原审判决的定罪部分；二、撤销原审判决的量刑部分；三、上诉人王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其余三人刑期均有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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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一是要确定明确清晰的辩护思路。本案中，薛律师根据案件情况及特点，观点鲜明地提出了做量刑辩护的辩护策略，显然是十分准确的。结合本案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基本上能够指向王某参与了犯罪这一事实，但对是否动手参与殴打和毁财行为，主观恶性程度是混场充人头还是积极当先锋，均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而薛律师通过大量的庭前准备工作，抓准了这一点，运用充分的证据证明了王某未实际参与打人毁财，以及其从犯身份和主观恶意程度低，成功打动二审合议庭，实现了刑期的改判。

二是要勇于向司法瑕疵发出质疑。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处于立场差异，对于犯罪嫌疑人辩解的认识和解析的角度也不同。由于控方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倾向于关注有罪证据，所以对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多数会持忽略心理。在这样的背景下，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往往不会被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无罪或罪轻的举证责任就归于辩护人承担。本案中，为了影响审判人员自由心证，薛律师将言词证据排列组合进行可视化对比，找准了案件中19名人员的证据冲突，从而排除了对王某不利的证言，固化了对王某有利的证言，在法庭上形成了有效证据链，证明了当事人的辩解是合理的、成立的，也为量刑辩护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三是要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说，“要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区分案件性质、情节，坚持全案考察、综合衡量、精细权衡，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确保宽严有据、宽严适度、罪责刑相适应。”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在量刑时基本上不会具体到日，最多精确到月。但对于一个承担了罪行的人来说，多一秒的刑期都是一种不公。如果法律不能对犯罪人做出一份负责任的判决，就会丧失公信力和执行力，从而导致罪责刑之间的失衡。因此，在本案中薛律师这种据理力争的精神是值得赞许和敬佩的，此次量刑辩护有效的阻止了判决天平的失衡，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最大限度地为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