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北海市政府新闻办6月21日下午召开新闻通气会，就“杨在新、杨忠汉等律师涉嫌妨害司法案件”进行通报。会上，北海市公安局官员介绍，警方已查明杨在新等4名律师，涉嫌在一起故意伤害罪案件中，教唆、引诱当事人和证人作伪证，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已涉嫌辩护人妨碍作证罪。6月13日，北海市公安局对四名律师分别实施刑事拘留和监视居住。
　　
　　因为给同一个案件的4名被告人辩护，四个不同律师事务所的4名律师，同时被控“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俗称“律师伪证罪”），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少有的事件。如果最后事实证明警方指控无误，律师这一职业的声誉恐怕会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然而就目前媒体披露所知，此事的真相如何，其实还远未分晓。
　　
　　4名律师介入的这起刑事案件，分别于2010年9月底和10月中旬开了庭，结果均未裁决。法院未宣判的主要原因是在证据较量上，控方未能压倒辩方，而按照辩方提供的证据，起诉书指控的主要事实不但根本不能成立，而且警方涉嫌刑讯逼供，因此法院无法给被告人定罪。
　　
　　现在，律师被控作伪证与这起刑事案件无法宣判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按照警方的意思，正是因为律师涉嫌作伪证，才致使案件不能按照控方的指控结案，而在律师界看来，现在律师被警方以涉嫌作伪证为由采取强制措施，只不过是指控不能如意之后的一次“职业报复”。
　　
　　在事实还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谁是谁非暂时难下断言，但警方行动中的瑕疵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当律师被警方拘押后，受家属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同仁，要求会见当事人却被警方拒绝，又如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在对四名律师采取强制措施的24小时内，应通知其家属或所在单位，而在此案中，北海警方大大超过了这一时限，这都属于违法行为。
　　
　　如同法庭上控辩双方的对抗一样，在对警方的强制措施进行解读时，也出现了“依法办案”和“职业报复”这两种意见的对抗。而唯一不同的是，法庭上的控辩对抗，双方起码具备形式上的平等，对抗的成绩优劣最后由法官评判，而现在警方指控律师涉嫌作伪证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时，警方却拥有最大的裁断权。这种地位的不平等给律师执业造就了一个很大的陷阱，因为律师在为当事人辩护时没法不接触证人，而一旦证人向律师的陈述与给公检机关的陈述并不一致，向法院提交证据的律师就有被指控为涉嫌作伪证的风险。而从情理和逻辑上分析，控辩双方证据不一致，又怎能推导出辩方在作伪证呢？
　　
　　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早被业内所诟病，不仅因为刑法第307条本来有“伪证罪”这一条款，不必特地针对律师单列一罪，更因为其中关于“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规定，过于模糊和笼统。如上所述，司法实践中，只要证人在开庭作证时的证言与此前给公检机关的证言不一样，不管这一证言真假如何，都可能导致律师受到作伪证的指控。
　　
　　在“律师伪证罪”这柄不知何时就会坠落的利剑之下，刑事辩护的环境堪忧，近年来刑事案件的出庭辩护率持续下跌就是一个证明。而据资深法律人士透露，在律师圈内，对刑事案件采取罢辩或变相的罢辩早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哪一天，在刑事案件中真的出现了律师的集体缺席，就意味着每个公民的权益都处在危险之中，都在面临现实的严峻的威胁。这样的场景和后果让人不寒而栗。
　　
　　为了律师的正当执业权利，更为了使所有公民免除来自公权力的不确定的侵害，我们呼吁对这次北海事件彻查，律师也好公权力机关也好，谁违法都不能免责，所幸据称律师在对证人取证的时候全程做了录音录像，相信查清真相并不困难。我们也期盼随着刑诉法的修改进入立法日程，律师的执业环境能有相当改善。至于那条饱受争议的刑法第306条，即使一时难以废除，最高法也有必要立即做出限制性司法解释，明确其犯罪构成，严格限定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