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一批批杰出民营企业家的贡献。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对经济增长的绝对增长，也为民营企业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埋下了不少暗雷。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加强，社会的运行不断的规则化、合法化，对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的保障也不断的趋向平衡。然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却免不了有一部分民营企业家没能跟上脚步，也导致了企业的管理未能及时合法化、规范化。轻则涉及民事、行政诉讼，导致企业遭受高额经济损失；重则涉及刑事诉讼，导致企业家们在经济损失的基础上在额外增加人身自由的限制，很多民营企业也因此导致破产。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这两年民营企业家们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民营企业家在一夜之间由“杰出企业家”、“纳税先进”、“劳动模范”成为了坐在看守所内的“阶下囚”。在办理这类民营企业家涉黑涉恶的案件中，可以发现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举报人大多与企业家存在相对利益，在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情况下，有些举报人则利用“扫黑除恶”的政策风口趁机打击对手；

2.部分办案机关在“扫黑除恶”的潜在“指标”压力下，部分办案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有钱都是王八蛋”的潜在思维模式下，以“有罪推定”的视角，忽视证据规则、人为放宽侦查、审查、审判的法定标准；

3.涉案民营企业家多为企业实际控制人，在实际控制人涉案后，企业则失去了发展方向、出现了内部分化。更严重者，企业为了“挽救”实际控制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一步削弱了企业的生存能力，甚至会引发新的刑事风险；

4.最高检曾多次发声：“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实刑可判缓刑的，判个缓刑。”然而，下级的公检法系统在执行时却因没有具体参照标准，无法判断个案“尺度”，导致这一政策无法落地；

5.民营企业家多具有高于常人的思维能力，却又并非专业的法律人员，对案件事实的理解和对法律的生疏，导致了民营企业家在开庭时，不断的想以行业内的规则视角去解释自身行为的合理性，然而公诉人员、审判人员却又因“庭审效率”为由，没有耐心去听其细数原由；

6.部分案件不能严格按照刑诉法等程序性法律法规办理。取保候审申请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在三天内得到书面回复；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进行切实审查；在三项规程出台后，证人出庭申请大多数情况下仍是空谈；人为“复杂化”案件，案件期限不受重视办案效率低、强行将案件合并审理“凑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