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常永】辩护人与委托人的相处之道

辩护律师与刑事案件的委托人如何相处，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容易被忽略的话题。笔者结合自身的办案体验，就该话题发表浅见，仅供抛砖引玉。

一 定位

简单来说，律师（尤其是诉讼律师）是一个“有人花钱请你打官司，你才能生存下去”的职业。从这个角度讲，“花钱请你打官司”的委托人可谓“衣食父母”，律师应当对委托人心怀感恩。对辩护律师而言，刑事诉讼事关当事人的生命和自由，事关一个、数个家庭的幸福美满。这样的委托关系，绝对是以彼此“高度信赖”为基础的。

在职业道德、执业心态上，律师与医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医生治疗的是人的身体健康（一般意义上）；律师治疗的是人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刑事辩护与医术一样，是治病救人的“仁心仁术”。

有“仁心”才有“仁术”。对于委托人所面临的困境，辩护律师理应具有“推己及人”的感同身受，或者说，至少要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心。有时候，辩护律师在工作中所体现出来关怀、温度，可以起到治愈人心的作用。在笔者办理的刑事案件中，其中不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审判，整个家庭濒临破碎、委托人身患重病、甚至怀有轻生之念的情况。此时，辩护律师可以通过专业素养，让委托人看到希望；可以通过情感沟通，让委托人感到温暖，没有被社会抛弃（举例略）。刘哲检察官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你办理的不是别人的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如果辩护律师具有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恐怕没有办不好的案子。前些年，上海评选“东方大律师”，标准是“德技俱佳”。

“德技俱佳”与“仁心仁术”在理念上十分相似，笔者以此自勉。

二 专业沟通

在初期谈案、签约时，辩护律师要力争以专业素养打动人心，争取签约。俗话说，“货比三家”。在辩护律师与咨询客户见面前，其很可能已经走访、咨询、洽谈了多家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也在不断比较律师、律所的实力。在倾听客户陈述基本案情、目前所处程序的基础上，辩护律师应充分展现自身的刑事法律功底以及办案经验，从定罪量刑的实体问题、刑事诉讼的程序问题、刑事司法政策等角度，予以尽可能详细的分析解答。切忌不谈专业、只谈报价；切忌承诺结果；切忌预测结果。

在完成签约、收费后，咨询客户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委托人”。在整个诉讼程序中，要力争做到“精细化辩护”：目前进展到哪个阶段、律师可以做什么、可以去争取什么。在涉及到取保候审、逮捕必要性审查、审查起诉（阅卷）、交流法律意见、诉至法院、庭前会议、开庭以及预约会见等工作时，务必提前、主动提示委托人，让委托人意识到“我的律师一直在跟进”，“不用扬鞭自奋蹄”。辩护律师一定要把程序做丰满、做扎实，切忌简单化、被动化。

在专业沟通上，辩护律师应树立“规范操作”意识，切忌为了讨好委托人，不当泄露案件重要信息，尤其是《起诉意见书》、证据卷宗、证人信息、被害人信息。有时候，向委托人披露证人、被害人信息，会面临极大的刑事风险（举例略）。实际上，委托人有时候并不知道律师的执业规范，不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是违规甚至是犯罪行为。比如：会见时传递涉案信息、传递纸条、干扰证人作证、引诱被害人更改笔录、毁灭罪证、伪造证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贿等。此时，律师要立场鲜明地向委托人讲解清楚，绝大多数委托人都能理解，并打消不当的念头。

在专业沟通上，辩护律师还要学会“利用”委托人，从委托人身上寻找办案线索，把委托人变成办案“小助手”。一般来说，委托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共同生活，对于其品性、生活习惯、工作情况乃至与案件有关的基本案情都非常熟悉。其中，可能包含重要的“辩点”，需要律师去挖掘。此时，律师需要放低姿态、认真倾听，不要有“我是专业人士，我不用外行人教我怎么打官司”这样的思维。作为诉讼律师，思维的开放性非常重要。在事实、常识、常理、常情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恰恰是事实、常识、常理、常情，构成了律师辩护最重要的“原材料”。

比如，笔者曾经承办一起盗窃案，盗窃数额特别巨大，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十三年，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其姐姐从贵州赶来，委托二审辩护。在沟通过程中，委托人聊起弟弟的成长经历及品性，并称：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其中一笔盗窃，金额达四十余万元，这一笔不可能成立，理由是其弟弟天生胆小，游手好闲、小偷小摸是有的，这么大一笔钱放在他面前，他是不敢偷的。律师当然不可能以此为辩护理由，但在会见上诉人时，着重核实了这个问题。很巧的是，上诉人本人也有类似“钱太多反而不敢偷”的说法。笔者顺其思路审查了案卷，发现：（1）上诉人对其他盗窃事实均认可，唯独不承认盗窃这笔四十余万元巨额现金，在承认的盗窃事实中，往往都是几百元现金、手机、香烟、手表等物，没有价值特别贵重的钱物；（2）被害人及其家人陈述自相矛盾之处颇多，疑点重重，关于该笔巨额现金来源、为何藏在家中、究竟藏在哪个柜子、哪个抽屉，前后有多套不同的说法；（3）四十余万现金不是小数目，即使全部按照百元面额来算，也要占用相当大的空间，从现场勘验笔录、柜子照片、抽屉照片看，被害人所说的“抽屉”又放置了旧报纸、首饰盒等不少杂物，绝对有理由怀疑“抽屉”不可能盛放如此巨额的现金，本案没有侦查实验等证据佐证；（4）从案发到抓获犯罪嫌疑人时间紧凑，没有证据显示其有时间去处分如此巨额的现金，没有查实所谓钱款的去向。笔者按照这一思路撰写了二审《辩护词》，经开庭审理，二审法院判决该起盗窃事实不成立，刑期由十三年改判七年。

又如，笔者2019年承办的某案，案件来源、抓获经过、犯罪嫌疑人本人供述均显示是在家中“抓获归案”。委托人是其妻子。在沟通过程中，委托人无意间说了一句话：“那天早上，他送孩子上学回家，半路上我还给他打了电话，问他家里来警察了，是怎么回事事”。这引起了我们的重视。经详细查问，发现：犯罪嫌疑人是在明知家中有警察蹲守、明知警察前来是因为自己涉嫌犯罪，而主动、自愿赶回家中的，应认定自首。针对这一重要的量刑情节，我们撰写了《法律意见书》，并提交了（1）夫妻二人通话记录，证明其在从幼儿园回来途中，主观上明知有警察在家中等待；（2）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害人不久前曾警告其要“报警”，其主观上明知警察前来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涉嫌犯罪。经检方调查核实，在审查起诉阶段即认定了“自首”，并取得了比较理想的判决结果。

再如，某企业家涉嫌诈骗罪，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在批捕后，我们向家属“布置作业”，不仅完成了全部赔偿、谅解工作，还积极运用“保护企业家”政策，指导家属制作并提交了《情况说明》，内容涵盖企业基本情况、经营规模、取得资质和荣誉、目前的经营状态等。后来，经检方调查核实，最终决定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三 非专业沟通

在办案过程中，专业沟通是主要内容，专业以外的沟通也是取得信任、增进感情的有力武器。

比如，在沟通过程中，适当询问、关心委托人的工作、生活状况以及身体健康情况；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适当介绍近期家庭成员情况，转达家人的问候。

关于沟通方式：有关案件的重要事项（比如讲解法律意见、辩护方案），最好面谈，通话或者微信稍显不正式；常规工作、日常问候，以通话、微信等方式为宜。切忌：仅留存一个电话，并叮嘱非工作时间不允许联系律师，不得干扰律师休息。  

结 语

辩护人与委托人沟通，怎样算是“良好”？笔者是从三个层面衡量：

一是案件办结后，不退费、不投诉，对律师的工作没有异议，这是最低标准；

二是案件办结后，双方还能像朋友般保持联系，基本做到“善始善终”；

三是案件办结后，有适当的机会，客户还能为律师介绍案源，成为律师的“广告”、“口碑”。

对于律师职业而言，让委托人、当事人感受到“精明”很容易，让委托人、当事人感受到“厚道”才是难事。

办案之道就是做人之道，贵在“精明”与“厚道”之间保持平衡。 

李常永，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主任。四川大学法学硕士，曾任教于高校五年。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法学会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优秀刑事辩护律师”。天津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律政先锋”律师大赛“优秀演说奖”、小组决赛“最佳辩手”。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校外实践导师。天津市田家炳中学法治副校长。

李常永律师自执业以来，专攻刑事辩护，迄今办理各类刑事案件数百件。其中，有无罪判决、无罪裁定、检方撤诉、不起诉等无罪案件八件，部分无罪案件取得国家赔偿，部分无罪案例入选《中国大律师经典案例》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二审改判、发回重审、重罪辩护轻罪、免予刑事处罚、缓刑、轻判案件百余件。李常永律师数十篇刑事辩护实务研究文章被《中国律师》、《天津日报》、《河南法制报》、《无讼》、《民事审判参考》、《为你辩护网》、《法秀》、《金牙大状》等媒体发表、转载、收录。

李常永律师亲办成功案例有（包括但是不限于）：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某被控故意伤害罪一案：历经三年六次审理，李常永律师介入后五次，二审最终改判无罪，并获得国家赔偿。

天津市滨海新区某被控故意伤害罪一案：一审法院判决无罪，二审裁定准许撤回抗诉。

天津市东丽区某被控受贿罪一案：一审改变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检方抗诉，李常永律师二审继续辩护，最终改判无罪。

天津市蓟县某被控强奸罪一案：一审法院判决无罪，二审裁定准许撤回抗诉。

山西省太原市某被判敲诈勒索罪一案：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始终做无罪辩护，检方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撤诉。

天津市南开区某被控挪用资金罪一案：李常永律师介入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李常永律师继续代理，一审法院判决“挪用资金罪”罪名不成立。

河北省某被控隐匿会计凭证罪、职务侵占罪、重婚罪一案（合办）：一审法院判决“隐匿会计凭证罪”罪名不成立。

天津市某涉嫌妨害公务罪一案：论证职务行为不具备合法性，当事人无罪，辩护意见被采纳，警方撤案处理。

河北省某涉嫌诬告陷害罪一案（合办）：论证不构成诬告陷害罪，检方决定不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