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改时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和进步便是将犯罪嫌疑人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时间点提前至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不仅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能够在关键的侦查阶段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法律帮助，也意味着律师被真正的赋予了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身份，可以依法行使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拥有会见和通信、提供法律帮助、代为申诉或控告、了解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有关法律意见等权利。法律的这些规定也进一步明确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效展开辩护的基本权利和基本途径，这对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监督和制约国家公权力机关、保障刑事司法体系有效运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上述美好的愿景在刑事实务的运行过程中却是差强人意、流于形式。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开展辩护工作时，时常会遇到无法会见、侦查机关拒绝沟通等困难。而辩护律师从侦查机关处获得有效案件信息的权利，更是被侦查机关从法律规范的解读层面便直接予以了拒绝，阅卷权更是妄想。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严重缺乏对案件全貌和相关证据的知情权，致使律师无法开展有针对性的辩护，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提交高质量的有效法律意见更是无从谈起。辩护律师只能从犯罪嫌疑人一方口中得知案件的大致情况，凭借经验和推断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律师甚至只能空泛地发表一些没有实质内涵的所谓法律意见。侦查阶段的辩护权陷入了形式化的窘境，根本无法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实质化刻不容缓。针对这一问题，刑事法学界一直不乏有识之士积极呼吁修改法律，进一步扩大和保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赋予律师在场权和侦查阶段阅卷权，提升辩护律师地位。本文认为，这对于促进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实质化的确具有重大意义。但单纯呼吁立法、号召刑诉法改革仍不免过于遥远，不如首先将视线聚焦于现行《刑事诉讼法》本身，以学理解释引导行业普遍认可以推动有权解释。挖掘法律本就已经赋予辩护律师的侦查阶段对案件信息和部分证据的知情权。这项权利只是在刑事司法实务中被长期冷冻、惨遭忽视，以致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未注意到它的存在。

二、提请批准逮捕与律师知情权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从该法律条文中不难发现，刑诉法明确赋予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罪名和有关情况的权利。换言之，法律清晰的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对案件具有相应的知情权，这一点应当是毋庸质疑的。但问题是这项法律本已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利却在实践中一直被边缘化和形式化。侦查机关面对律师的询问要么一语带过，要么直接拒绝。究其缘由，就在于法条中的“案件有关情况”一语过于宽泛，侦查机关便借此含糊应对，蒙混过关。但本文认为，只要仔细研读法条，探寻法律背后的精神和本意，就仍然可以准确发现知情权的范围和内容，侦查阶段知情权的实质化乃有据可循。《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通说认为，根据该条法律，辩护律师只有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才享有阅卷权。而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阅卷权，因法无明文授权，故并不享有。本文认为，这样的解释不无问题，至少并不全面。通说对该条法律的解读显然采用了反对解释的方法。所谓反对解释，台湾学者杨仁寿认为其意指“依照法律规定之文字，推论其反对之结果，籍以阐明法律之真意者而言，亦亦即自相异之构成要件，以推论其相异之法律效果而言。”但反对解释也只是众多解释方法中的一种，在法律解释中究竟采取何种解释方式还是应当在具体法律条文中作出符合法律基本原则和符合立法精神的解释。本文认为，《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一方面强调了自审查起诉阶段起辩护律师享有完整充分的阅卷权，有权查阅所有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证据材料；另一方面也不否认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权对案件的基本情况、证据材料拥有知情权，具体知情权的范围和限制应当依照其他法律规定处理。换言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虽然不能获得全部案卷材料的阅卷权，但基于其知情权的实质内涵，仍然可以肯定辩护律师在提请批准逮捕等特殊阶段拥有对相关部分的证据材料的有限查阅权。这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并不矛盾，也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在内的合法权益，也得以使辩护律师侦察阶段辩护权和知情权的实质化。

侦查不同于审判，其仅作为一个调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最紧迫之威胁并非定罪量刑，而在于对嫌疑人基本权利因调查而遭到的限制和剥夺。因此，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履行辩护权的重中之重就是保障当事人的这些基本合法权益。而在这些合法权益中最为重要却又常常首当其冲的便是人身自由权。对人身自由权限制和剥夺最大的便是逮捕。        针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因遭不当逮捕而被侵害，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批准逮捕程序赋予了严格的审查措施和更高的程序保障。《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里的“辩护律师的意见”指的自然是辩护意见。也正是该条款正式赋予了辩护律师在批准逮捕阶段的辩护权。律师可依据该法律积极行使批捕阶段的辩护权，发表辩护意见。

刑事法学界普遍认为该条款对于辩护人身份的进一步认可具有深远意义。但实际上，若仅仅是表述和名称的变化，这一修改毫无意义。只有当辩护律师能在批捕阶段真正有效行使其辩护权，发表出有效而又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时，才能真正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在现阶段，律师在拘留和批捕阶段仅仅能通过会见当事人从其一方口中了解基本案情，从拘留通知书知晓侦查机关初查后的初定罪名，往往该罪名又和实际的犯罪行为并不一致。辩护律师在此时无法获知侦查机关侦查后的任何证据和信息，无从知晓侦查机关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理由和所依据的证据。而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与控诉、审判并存的诉讼三角之一，以守方姿态存在的辩方若毫不知晓侦控一方的观点和证据，其辩护根本无从展开、无的放矢，只能自说自话，沦为形式，更莫谈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在批捕阶段，没有证据、没有知情权的辩护律师在实质上和修法前仅能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并无二致。

故要真正实现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的有效辩护，批准逮捕阶段律师对案件相关证据材料的知情权必须得到保障。而事实上，这种律师知情权和有限阅卷权也恰恰是有法可依的，绝非信口开河。《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该条法律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相关材料和辩护意见，而在侦查批准逮捕阶段除犯罪嫌疑人供述以外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侦查机关掌握。若辩护律师要依照第三十七条规定依法展开辩护，提出辩护意见，就必须允许律师从侦察机关处获取相关的证据材料。否则，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无法提出任何有效的辩护意见了，充其量也只能是为犯罪嫌疑人求情罢了。

因此，本文认为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基本权利的要求，为了在批准逮捕阶段辩护律师能够有效行使辩护权，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辩护意见，应当保障其对于侦查机关据以报请批捕的证据材料拥有知情权，允许其查阅相关证据，这是现行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是符合刑诉法精神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