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律师当作假想敌

10月28日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的《律师法》修订草案规定：律师会见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不受监听。这是一项迟到的权利，说明中国律师的职业操守一直以来都被立法者怀疑，也说明在中国，刑事案件的辩护，形式远远大于内容。

我们看港片港剧以及国外其他地区的影视作品，当黑道枭雄或者商界大亨被警方带走的时候，有两句经典的台词。警察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而那位大佬会说：“在我的律师来之前，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任凭警察暴跳如雷，那位大佬也是一脸的满不在乎。

我们的当事人深受这些影视作品毒害，把律师看作了救世主一般。而我们的侦查机关则把律师视为魔鬼，视为犯罪嫌疑人的一丘之貉，生怕律师的过早介入，会使得自己辛辛苦苦取得的证据发生变化，会让犯罪嫌疑人负隅顽抗。所以《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视情况可以派员在场。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沟通案情，通风报信，为其打气，教其如何应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这就是“以敌人之心度律师之腹”。这个规定有一个假想的前提：“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是一伙的，如果失去侦查人员的监督，律师会做出对案件侦查不利的行为。”

在把律师当作假想敌的情形下，做出这样的规定也在情理之中。法律还算给律师留了一点面子，说的是“可以派员在场”，而不是“必须”或“应当”。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可以”已经被办案机关用得特别彻底----在侦查阶段没有侦查人员的陪同，是绝对不可能见到犯罪嫌疑人的。很多地方甚至把这一规定做得更加过头：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的律师会见，也需要办案机关陪同或者同意，必须要两名以上的律师参加会见。在监督会见的过程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正常对话也经常被监督的侦查人员粗暴地打断。让人哭笑不得，投诉无门。

会见权的受限，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中最突出的问题。此外，还有阅卷的权利，调查取证，法庭上发言的权利等等，无一不被牢牢束缚。刑事案件的辩护，其实是不对称的较量，天平严重地向执法者一方倾斜。律师是带着镣铐，在火炉之上，走着钢丝。

不可否认，就像公检法队伍里面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些败类，律师队伍也不是纯净的。难免会有个别律师胆大妄为，以身试法，在失去监督的时候，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绝大多数的律师都明白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不愿意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从权利对等的角度考虑，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需要监督的话，那么司法机关人员的提审也需要律师的监督，以防止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出现刑讯逼供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如果像对待敌人一般的残酷无情，或者是把律师当作打入内部的间谍一样处处设防，那么最终受到影响的，还是案件的公正审理。律师不是法治社会的花瓶，律师也是法律共同体的一分子，律师与公检法是战友的关系。我们之间需要充分的理解，信任和配合。

《律师法》的修改，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立法者改善这种关系的良好意愿。但是，形势依然严峻。公检法向来不把《律师法》当回事，因此，其他法律（如《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必须做出相应的修改。至于一些地区制定出的土政策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保障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落到实处，更有艰难而又漫长的道路要走。

易胜华律师 

2007-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