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学对汉代法律的影响

 [摘要]：儒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古代历史，特别是国力空前强盛、疆域空前辽阔的汉代，汉代统冶者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儒学从此成为主流思想，并贯穿到汉代的法律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      儒学      汉代法律      影响  

 儒学作为中华民族一颗智慧的明珠，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了它自身的价值，它从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操守出发，开创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文明大国的法律体系，并且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国力空前强盛，疆域空前辽阔的汉代。

一、儒学的起源。

儒学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立的形成最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先秦儒家以孔子，孟轲和荀况为代表。当时社会正处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已开始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周“礼” 也已崩坏，孔孟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贵族的利益，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治”和“明德慎罚”的思想，提出了一整套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礼冶”、重视“德治”、强调“人治”的法律观点，经后世从政的儒学者的加工、改造，与封建纲常礼教融为一体，从西汉起，就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在法律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支配地位。

二、汉律儒家化的文化背景。

经过了秦朝苛酷的统治和西汉初年的连年战乱，诸侯并起，经济凋敝，大饥馑而人相食，“天子不能具醇驷”，统治者迫于当时的形势，鉴于秦亡的教训，在思想上则崇“黄老之术，清静无为”，在政治上“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这就为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在政治上、军事上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国也因此强大起来，构成了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加之漠北边患日重，匈奴步步进逼，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封建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比黄老更为有力，比法家思想更为柔软的治国方略，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策问天下，董仲舒对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德教为本辅之以刑罚来调节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儒学从此取得了正统和独尊的地位。

三、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一）、立法指导思想。

首先，董仲舒为了适应西汉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极力鼓吹君权神授的思想。他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是？”（《春秋繁露·王道三通》），他把君主与臣民的关系看成是干与枝、本与末的关系，主张“强干弱枝，大本小末”（《春秋繁露·十指》），皇帝的至亲权威不可侵犯，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者的行为均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即使在心里诽谤朝政。如“腹诽”也会招来杀头之罪。

其次，董仲舒很重视秦亡的教训，反复强调教化仁政的思想，当教化不能奏效时，再使用刑罚，即“德主刑辅”。他认为民性经过教化就能去恶就善，为政必须以教化为大务，如果继续采用秦朝那样严峻的办法，只能是火上浇油，要想减少和防止犯罪，还要靠“德治”，使天下相安，百姓融洽，达到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

再次，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先秦儒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说“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永恒的道德，他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君、父、夫、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三纲”之上再加上神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这种礼律融合的尊卑思想成了封建王朝立法与司法的指导原则。

（二）在律法方面的表现。

当高度集权者们把儒学奉为官方哲学后，从此，“礼治”与“法治”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在封建统治者手中合二为一，达到了“礼法合治”，即宗法制与官僚制的结合，家族伦理原则和君主专制原则的融合，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结合，贤人政治与刑法治国的结合，“礼”、“法”通过统治方法上的相互补充和交替作用，从而在制度上由原来的对立走向了统一，规范了汉朝臣民的行为规范。

1、刑法立法方面

（1）、“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原则渊源于孔子的《论语子路》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诏：“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闻。”据这一原则，卑幼匿尊长犯罪，皆不负刑事责任，尊长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不负刑事责任。儒家的家族伦理观念在这时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得以明确表达，并且在直至清未的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法典中得以继承，对后世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2）、“先告自除其罪”，现代的自首情节只做为一个可减免的酌定情节，不至于因自首而免除刑罚。但在汉律中先告自除其罪就带有儒家注重内省自修的成份，儒家思想中的“五常”与“八目”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讲求人对自我内心的修养，并讲求内修成功了才能进一步追求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对于一个犯了罪的人，只要能够“先告”这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因此也就可以免除对其的惩罚。

（3）、“上请制度”，即指一定范围内的官僚贵族犯罪后司法机关不得擅自拘决，而须皇帝裁决。两汉时期公侯驻及子嗣和官吏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在法律上都享有“先请”的特权。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诏：“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宣帝黄龙元年诏：“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后又经汉历代皇帝的多次修改，至东汉末年，还保留了皇帝宗室五服亲的上请特权，这些法律制度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儒家“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的阶级特权，因此也破坏了法律的平等、公正的内在价值。

（4）矜恤原则，这一原则规定了老幼废疾者或妇人犯罪，可在量刑和监禁方面给予优待，汉惠帝时诏曰“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迹无暴逆之心，”而七、八岁或以上的孩童又稚气末脱不明世事，皆无刑事责任能力。汉律之“矜老”和“忴幼”之意，正反映了儒家思想理想化社会状态的法律价值观。

（5）“造意”与“非造意”之分。汉律中开始有“造意”与“非造意”的区分，“造意”指蓄谋，犯罪前的谋化策动，而“非造意”指事先无预谋的犯罪行为，其区分的方法源于荀子的学说，区分目的指主观恶意的程度，内心善恶成了定罪量刑的标准。

（6）汉代的刑名依照“三纲五常”之说，同时为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对凡是侵犯君主特权的都课以重罪。如“欺谩、诋欺”、“腹诽”、“不敬”、“废格沮事”等犯罪，都要求无论大臣诸候还是什么人都要对君主绝对忠诚与顺从，否则可能招来死罪，可见“礼”在汉律中的重要地位。

2民商法律方面

汉代大儒董仲舒由“五常”所倡导的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汉代统治者重农轻商，形成了仕、学、农、工、商的阶级秩序，进而在民商法上产生了很大的导向作用。

首先，汉律划分了社会等级制度。第一是特权阶层，即皇室亲属均封为贵族、军功爵位制，官吏等级制，在特权阶层内也细化、分化不同地位。而根据“官当”、“议请”制度，则特权阶层内的人犯罪可以免受刑罚，汉律对特权阶层中个人拥有何等级的特权，如何拥有该特权都有详细的规定。在社会等级制度上，汉律照搬儒家学说的“礼制”，而家庭制度上更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将封建宗法下的家庭伦理引入法律。“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家长制在汉代的家庭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汉律中对家长不孝或触犯父权者，如殴打杀害家长，告发尊长犯罪，甚至在为尊长服丧期间与人通奸即属大逆不道要处以极刑，而家长殴打晚辈一般不受法律制裁。在婚姻立法方面，汉律规定了“一夫一妻多妾制”，而妻子不可多夫，男女青年之间在婚姻家庭权利上得不到真正平等，妇女在家从父、出家从夫、老来从子，没有独立的个人权利，而是男性的附属品。

可见，汉律在民商法律中倾向于宗法家庭立法，重视伦理纲常制度化家庭化，道德法律化，而轻视了商业秩序的制度化、规范化，这正是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3司法制度方面

汉代司法制度已拥有了较完备的司法机构和诉讼程序，但在诉讼方面有几点明显的封建礼教色彩。

（1）重大疑难案件的最后裁决权由皇帝独揽，“先请”案件一律奏请皇帝，这充分体现了“君权神授”“君为臣纲”的儒家思想。

（2）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体现了“父为子纲”的伦理观，在此，伦理纲常，礼制大于法律。

（3）“春秋决狱”是儒家思想引入汉律的典型表现，《春秋》强调“尊尊”与“亲亲”的原则，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关系，用《春秋》的经义来解释和指导司法实践，非常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其要旨是，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动机，并以其动机有无恶意作为定罪量刑的首要条件。董仲舒不但引礼入律，还礼律并用，甚至以礼代法，并注有《春秋决事比》以及《春秋决狱》232事等，一些经学大师，纷纷以儒家的观点解释汉律，聚徒讲授，广为流传，可见汉律儒家化的程度之广泛与深入，由立法思想到法律条文和法律条文的解释，由社会等级身份到家庭关系，由行为规范到思想道德指南，甚至无律可循也要引以断案。

四、汉律儒家化的历史影响

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历代王朝无不礼法并用，引礼入律直至清朝都没有改变，如“亲亲得相首匿”等。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更直接将其经典条文化、法律化，“三纲五常”近乎成为指导中国封建社会人们行为规范的习惯法，君权、父权、夫权、成为封建社会的权力核心，法律对其倍加维护，“仁、义、礼、智、信”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虽然到了封建社会末期，有些内容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少部分的改动，但其核心部分仍未受到动摇，可见汉律儒家化的深远影响。

儒家法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雨历程，经受住了古代中国社会法律的考验，它与中华民族其他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中华民族不朽的文明史，尽管现在它从官方哲学的高位上退了下来，并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但它深深扎根在我们的民族的心里，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

参考书目：

1、马作武   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曾宪义   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刘新      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