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通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深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城里遭遇工伤等劳动纠纷、子女读书、生病就医等诸多方面的苦难、辛酸甚至不幸的处境。如来自我四川家乡的康某在海南某著名侨乡的某度假村建筑工地上工作中不幸摔伤成了植物人，鉴定为伤残三级，因他的户口在四川农村，导致劳动仲裁、诉讼中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本地政府有关部门及本地人把老康当作流动的外来人，从06年工伤事故发生到08年的今天，老康的官司还在打，老康的治疗、护理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再如来自湖北的农民女工陈某在一家废品收购站工作，一只手被机器炸断，鉴定为五级伤残，至今快一年了也没有拿到一分钱。还有来自安徽的李某，自1988年海南建省就在海南打工，因为户口在安徽农村，小孩不能在海口读书，每年李某春节必须回家看小孩。由于李某没有文化，只能打一些短工，一年节省下来的几千元回一趟家由没有了。这些农民工兄弟瓢泊在他乡十多年，在打工所在的城市里，头顶没有一片瓦脚下没有一寸地，但是又是他们实实在在建设这座城市。

我，一名小小律师，其实也是来自四川农村，我跟他们的不同就是因为户口迁到了这座城市，就因为我的户口在城市，我就成了城里人。

我，一名小小的律师，虽然脑子里面有大学文化、有法律知识，但我在城里做律师的定位是为百姓办案的律师，记得前几年我荣获司法部、中国残联授予“全国助残先进个人”、“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时，有关媒体记者采访问我为什么你来海南十年，开的车不豪华，还穿布鞋出庭，我说，我来自农村，父母都是老百姓，没有什么上层关系，赚钱的大案件很少有机会，所以，我只能选择为老百姓服务，至于穿布鞋，是因为海南的雨水少路面干净，我穿着布鞋舒服。

2007年，我成功承办了一件引起 *** 总书记批示的“李应强等90户农民”诉某单位财产权属纠纷案，该案历时三年多，历经了一审败诉、上诉后发回重审的艰难诉讼之路，为农民挽回实际损失1000多万元，这就是我在海南办的经济大案。得到了老百姓送来的一幅红色的锦旗。

我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没有背景的来自农村的中国律师，所以理解进城的农民工，为他们办案解决实际问题，我在他们心中是“大牌律师”，我也乐此不疲，很高兴。去年我在一篇博文里面写了《大牌律师》，引起很多律师同行、博友的讨论，今天，那我就正式向大家公布我以为的“大牌律师”的内涵，这就是，我这一辈子几十年（一万多天），做律师的方向是为百姓服务，通过实实在在的为农民工、城里的百姓等依法办成事情，让他们请得起我这样的“大牌律师”。明白了吧，大牌律师不是赚钱多，不是头衔多，而是为老百姓办案成功多，让老百姓觉得你很重要，花钱请你做律师也值得。

前两天我从媒体上得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政协会上炮轰“城乡二元体制”，及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将户口一分为二，农村与城里的生产要素流动断绝，农民降到了二等公民的位置。如农民进城找工作，外出务工证、暂住证等必须齐备，否则就是三无人员被遣送回乡；相反城里人到农村无论住多久都不会被“押送回城”，同样是义务教育，城里人读书的校舍是国家拨款兴建，老师的工资是国家发，而农村的校舍是自己建，老师也是民办教师、代课老师，工资是农民自己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在《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草案》征求意见时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

中国是共 *** 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及一切具有中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国公民，中国的农民不是二等公民，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已经触及到了一个 *** 、 *** 时代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占中国80%人口的农村人是今后中国发展必须解决的民生问题。08年南方雪灾出现的农民兄弟姐妹回家遇到的交通问题后，从国家最高领导人 *** ，总理 *** 去车站看农民工，去村里拜访农民家庭就足以说明我们的党中央，政府从来都是把农村人与城里人平等相待的，是关爱的。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农村户口问题，现在正在重庆试点取消农村户口。一句话，我们国家是发展中的国家，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区域相对平等的物质水平。所以，我对厉以宁教授的“炮轰二元化体制”持保留意见。农民工不是二等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