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困境：法院缺乏足够权威

自2010年“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以来，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见到成功案例。

采访中，陈瑞华告诉记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以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那么难以实现，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后，法官把控方的有罪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了，等于法官否定了控方证据的合法性，从而导致控方的证据体系受到削弱。

其二，法院把侦查员当作审判的对象，侦查员侦查程序的合法性要接受法庭的审判。那样一来，侦查员成了程序上的被告，被告人成了程序上的原告。法官要审查侦查程序的合法性，就跟法官要审查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性非常相似。“这对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其三，被告人的口供、笔录一旦被排除在法庭之外，将直接导致控方的证据体系被推翻，控方的证据再也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换句话说，这个案件就没有关键证据，这个案子应该被判无罪。

陈瑞华指出，事实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一年内我国四级法院宣判的无罪案件只有1000多件，而一年审理的刑事案件达80万件以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背后，是公检法的关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据和程序上已经超前于当前的司法体制。

“在司法体制改革没有得到充分突破的情况下，就贸然推进证据规则的制定、诉讼规则的完善，最终导致的后果是，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被架空了。”

总的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难以实践，“根本在于法院在整个司法体制改革中缺乏足够的权威”。

录音录像应保证中立性

除了制度的根本原因，“缺乏相应的保障性条款”也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法付诸于更好实践的软肋。

其中，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问题是一个关键。

陈瑞华指出，根据相关规定，录音录像可以播放，但是在实践中法庭上几乎从来不播放，即使偶尔播放，也是播放检察机关剪辑后的部分录像资料。

他表示，录音录像最大的价值在于“同步”和“全程”，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办法在法庭上将所有的录音录像都播放一遍。这里面就存在几个问题：“录像是全程播放还是当庭播放，以及如何播放。”

陈瑞华向记者介绍，在英国，会把整个侦查人员讯问的录像做成一式两份，一份给法官，一份给律师。律师可以在观看录像后，要求当庭播放有争议时间段的录像内容，控辩双方到场，法官亲自观看，允许被告人本人对录像内容进行质证。

但目前我国很多法院的做法，“要么播放检察机关剪辑后的录像资料，要么就是在法庭之外去观看这个录像”。陈瑞华觉得在法庭之外观看录像，已经失去了观看的意义，“没有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接受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质证，很难对录像全貌的真实性进行有效的质证”。

针对章国锡案，陈瑞华指出，一审法院只播放了经过剪辑后的部分录像资料，二审法院又没有在法庭上公开播放有争议部分的录像资料，以致于录像中最关键的证据部分规避了整个法庭的举证质证程序。“导致案子最后出现那么大的反复，确实是配套措施做的不够。”

他提出，当务之急，有两件事情可能在立法中需要考虑：一是录音录像必须让律师能全程看到；二是围绕有争议的录音录像进行当庭播放。

除此之外，前期录音录像的中立性也非常重要。

陈瑞华说，在英国，英国内政部会派一名“羁押官”到各警察区负责监督，主要职责是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羁押官”的警衔非常高，相当于当地警察局副局长，而且定期轮换。

其中，“羁押官”来委托录音师和录像师，这样就保证了中立性。

但在我国，是由侦查员来指定录音师和录像师的，这里面“录音师、录像师跟侦查员完全是一个单位的，不中立、不客观、不独立，经常会出现该录的不录、不该录的瞎录”。

陈瑞华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该有一个制度，来保障录音、录像师的中立性，尤其不能隶属于侦查机关。”

期待律师的激活

在当前司法体制环境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遇到了一定的现实阻力。但是，陈瑞华指出：“权利是需要斗争才能变成现实的，法律是需要激活才能得到有效实施的。”

“我寄希望于全国的律师，希望他们能够在越来越多的案件中，主动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把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给激活。只有通过一个又一个案件的激活，才有可能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有效实施。”

他认为，律师界不应该过分地悲观。章国锡案尽管二审的判决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两级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上有共同观点，二审法院承认了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

据陈瑞华的调查，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成功率不超过15%。在美国，这个数据是8%到15%之间。

“调查数据一定程度上证明，即使是在法制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的成功率也是比较低的，非法证据排除是非常困难的。”陈瑞华总结道。

“我们的律师准备好了吗？律师的学识、知识储备、经验、技巧准备好了吗？我只能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同时，他还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是一个理性的过程。

通过观察了解一些地方案件，陈瑞华发现，有些律师会要求“将本案所有证据都排除，把本案所有口供都排除”。

对此，他语重心长地说：“要知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是以单个证据为单位而展开的，你只能排除某一个证据，而且你还得承担一定的初步的举证责任。”

如何理性地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陈瑞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国律师应该用专业主义的思维替代情绪化的辩护方式，走专业主义道路，研究这里面的专业技术问题。

另外，律师在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时候，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认识到非法证据排除的实施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既要有勇气，也要有智慧。

“问题的关键是谁能有效地激活它，唯一的希望放在律师的身上。”

采访结束前，陈瑞华再次高度评价了章国锡案的一审：“我更看重章国锡案的一审，尽管二审推翻了，但一审永远给我们树立了标杆，提供了非法证据排除非常好的辩护方式。”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