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刚性兑付

传统上讲，“金融”的本质在于经营风险、经营信用，高风险高收益，但中国金融市场一个长期的特殊是“刚性兑付”，即收益与风险长期背离。

吴晓灵在演讲中指出，刚性兑付是当前中国货币多、资金多但资金成本又很贵的根源。

“刚性兑付抬高了中国的无风险收益率，减少了实业发展的资金可获得性。我们国家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货币多、资金多，但是我们的资金成本又很高。一方面很多的投资者找不着合适的投资对象，但很多企业又感到融资难。这样的一种矛盾、悖论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资金价格扭曲，而扭曲资金价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金融市场当中的一种或明或暗的刚性兑付，使得一些领域能够高价吸收资金。”吴晓灵表示。

2、过度依赖担保

中国金融市场的第二个扭曲是“过度依赖担保使资金配置效率低下”。

“金融机构在资金投向的时候，对政府隐含担保的期待，使得资金配置倾向于有政府背景的融资主体。大家都知道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都有或明或暗的政府背书，金融业都愿意把资金流向这些领域。另外，对担保的依赖忽视了对企业现金流的分析，促进了信贷的盲目扩张，经济下行期会对企业形成加倍的打击。”吴晓灵表示。

作为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对银行目前在经营信用方面的失职直陈不满。

她认为，长三角地区企业连环担保包括青岛港目前正在经历的骗贷调查都是银行没能有效经营信用的表现，一味轻信担保品、质押品，造成资金链断裂，这说明银行没有秉承信用第一的宗旨，没有分析偿还能力，没有分析企业的现金流，而把风险寄托于企业的担保抵押，这样使得金融风险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为此，吴晓灵呼吁，“让银行回归经营信用的本质，为有市场发展的企业提供融资的便利，银行家、金融机构的分析员应该去分析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产品市场前景、未来的现金流，而不是过度依赖担保。

3、金融产品存款化

其实所谓“金融产品存款化”本身也是刚性兑付的表现方式之一。

截止2013年底，中国理财产品规模达56.43万亿元，尽管不同的理财产品蕴含不同的风险，而且资金池本身的投向和产品设计存在巨大不同，在冠以“理财产品”的名目后，基本上已经“存款化”。

吴晓灵认为，因为法律关系不清、销售误导，而且机构处于维护信誉的需要等原因，使得许多财富资金管理呈现着刚性兑付转化为一种类存款的产品。

“资金管理是直接融资，是金融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式，但存款化的倾向只会积累金融的风险，抬高市场的利率水平。”吴晓灵指出。

吴晓灵甚至直言，金融产品存款化是阻碍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以及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最大障碍。

4、利率扭曲

今年年初发生的几件事，无论是同业市场的拆借利率全线走高，还是年初银行抢发贷款，或是山西一家信托可能无法兑付，看上去虽然性质完全不同，但实际上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源于同一因素，即中国金融市场价格机制严重扭曲。

而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利率市场化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要重新理顺当前国内金融市场的价格关系，把金融市场扭曲了的市场价格机制回归到正常。

5、缺钱的贷不到款，贷到款的都是国企

很多分析师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严重扭曲已成为导致该国投资失控的最大单一因素。

大型企业和国有背景实体能够以人为压低的利率从银行贷款，低利率助长了草率的支出决策。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政府支持，创造了80%就业岗位、作为经济生命线的中小型企业被视为高风险贷款者，因此几乎无法从国有金融体系中获得贷款。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表示：“资金最终都流入国有企业，国企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进军房地产业，或对外放贷，于是资产泡沫越吹越大。”

6、金融市场主体行为扭曲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表示，当前金融市场主体行为的扭曲，突出表现在各类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理财业务以及实体经济自身运行上。

在其看来，目前实体经济对资金的价格信号反应极其迟钝，“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系对18%的融资成本应当是厌恶型的，但是这个成本居然能借得出去，说明我们实体的行为有扭曲现象。”与此同时，有些大型企业的财务公司本来要发挥司库职能，但是也加入了追逐利润的大潮，“这些做法我表示担忧。”

而且部分上市公司也搞所谓的理财和产业链金融服务，这个做法值得推敲，“这种理财就是在放高利贷，和实体公司本身行为不符合。”

7、恶性金融创新

此外，刘士余也曾警示，现在的某些金融创新，实际上是逃避监管，逃避风险拨备、保险资本约束、信贷指引、税收等，一味地讲究创新，甚至把存款搬家也当成一个简单的创新，这对全社会经济金融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没有正向贡献。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士余认为，下一阶段金融市场发展和创新的重点之一是要下定决心整顿金融同业业务和各类理财业务，否则极易把投资者导向追逐短期高利、不追求长期回报的趋势，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溢出效应。

来源：凤凰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