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是越过法律最高的行为准则

“良知入法”是法律对道德行为的过分介入的非理性做法，极容易演变成为一种道德专制或暴力，势必加大执法的难度，这种把道德问题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愿望与诉求，既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影响到司法的权威性。
“良知入法”实际凸显出长期形成的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长期以来，解决人们的思想意识问题，都采取说明教育的方式来进行，以化解人们的思想情绪和僵局。现在这一招被人们弃之不用了，认为这种方法太主观、太说教、太形式，无法真正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法律在人们的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开始用立法的形式来解决思想观念问题，却忽视了法律的本质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使违反法律的人得到惩罚，“良知入法”是把人们一般的思想观念问题上升到法律层面，实际是夸大了人民内部矛盾，极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对立甚至于冲突，给法律带来尴尬，损害法律的威严和神圣。
司法者动辄欲通过法律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是患了“法律依赖症”。法律并非是万能的，很多问题并不是靠法律就能解决得好的。特别是一些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问题更是难度极大，理应借助于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做到位，使以人为本、惠利于民的执政理念深入人心，此举比“良知入法”不知要强多少倍。相反，即使出台一些可操作性不强的法律法规，只会陷法律于尴尬，损害的不仅是法律的威信，还有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百害无一利。
一九九二年二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四个年轻人，都三十岁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二十岁的克利斯和好朋友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试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是奉政府命令所为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柏林法庭最终判决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审判台下的旁听人群中，坐着被害人克利斯的母亲，她在法庭上第一次见到了儿子被洞穿前胸的照片，自然伤心欲绝；我在想，英格.亨里奇的母亲心情一定也很复杂。如果时光能退回两年，这位疼爱孩子的母亲会不会告诉儿子：一定要记住，你还有别的选择？
作家龙应台曾经问过一位曾经担任过边境守卫的前东德人，“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公平。”“……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是的，英格.亨里奇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只要他愿意听从良知。然而如今，一切已经晚了，时光不可能倒流，他的母亲也无法帮忙。这件旧事发生在德国的昨天，但类似的审判，会不会发生在中国的明天呢？当英格.亨里奇开枪射击克利斯的时候，他没想到转眼之间，那个“背叛社会主义”的“叛国者”是无辜的，而自以为“捍卫社会主义”而不必为开枪负责的他却因为杀人罪而受到惩罚！正义到来的如此迅速！而在审判到来之前，上苍已给每个人留下用良知选择未来的机会。
维系社会秩序的是法律制度而不是道德良心。数千年前的原始人类之所以懂得基本的禁忌，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在于良心的充盈，而在于部族的规矩和对于神灵的敬畏。规矩和神灵就是蛮荒社会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良心的缺失，无论是社会领域的见利忘义抑或权力领域的腐败堕落，都是制度监控运行乏力甚至是形同虚设的体现——假如对于权力的监督制衡制度真正发挥效力，纵然有官员没有良知，也无法出现贪腐的结果。因此，良心可以靠不住，但法律制度不能靠不住，如果我们能够将法律制度的执行落实到尽善尽美，其实就不必担心良心靠不住。这些年，“入法”仿佛成了一个烂菜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见死不救入法、探视老人入法……现在又有人提出“良知入法”。只要是成为社会痼疾的，都试图通过入法来得到救赎。然而，还是那句老话，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法律来解决。事实上，如果让法律过度地向道德领域进行延伸和辐射，不但浪费社会资源，会让法律法规过滥且脱离社会实际，导致缺乏起码的可行性和公平性，还会无形中戕害社会道德。可以试想，当连起码的良知都需要法律来维系的时候，我们又将基本的人性和道德置于何地呢？一言以蔽之，“良知入法”是一个充满悖论、偷换概念的伪命题，真的很离谱、很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