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私益诉讼公众教育：小NGO有大作为

吴安心

今年5月23日，持续大约半年的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七里海“护苇运动”，最终以天津市宁河县造甲城镇造甲城村村民利益的代言者冯树芳等8名村民涉嫌在信访过程中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逮捕，刘某1名村民因怀孕，在刑拘14天后的4月30日被监视居住的惨重代价结束。（《京华时报》报道）。该案起因是传统的集体所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上述生态破坏受害者不知道原本能够通过私益诉讼达到维权目的，信访行为触犯刑法身陷囹圄，令人歔欷。反思该案的启示，环境法律行动中缺少了重要一环：环境私益诉讼公众教育。
目前环境NGO法律行动大多为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如污染源调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投诉举报等，环境法律和政策倡导，大小NGO都在做。但独独环境私益诉讼公众教育这一块，当前在国内仅有几家NGO兼事。
这主要因为：第一，环境私益诉讼公众教育经济成本高。NGO人员与律师要上门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受害者沟通诉讼方案。如遇集团诉讼，在众多受害者中求同存异，工作量大。还要帮助受害者树立和巩固诉讼维权信心，排除干扰。经常到污染地上门走访动员受害者诉讼，艰辛和危险没有亲历体会不到。工作人员的社会阅历和知识技能要求高，当然会导致人工成本相应也高，否则招聘不到合适人员。第二，时间成本高。环境私益诉讼个案短则两三年，长则七八年才有结果，要求NGO多年跟进，否则前功尽弃。这都是长线项目，不同于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短平快。环保部门受理举报投诉只要求提供污染源线索，线索不要求达到民事、行政诉讼证据标准。查处是环保部门责任，监督是媒体责任。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一年也可结案。如基金会不能连续支持长线项目，资金上不能倾斜，NGO自然远离“吃亏不讨好”的长线项目，争趋短平快。
但是，环境私益诉讼公众教育却有着刻不容缓的紧迫性与必要性。首先在于预防受害者遭受 “二次伤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发生，受害者健康和财产受损。土壤和水源污染严重时，人畜饮水和庄稼种植困难。在传统“清官情结”和“行政兼理司法”观念支配下，受害者日常就分不清“一府两院”区别，遇到环境纠纷更没有能力思考路径问题，不管诉求是否属于政府职能，有事就到政府寻求解决。因为对路径和“一府两院”认识不清，信访受挫后，不满情绪占了上风，对政府和公检法都不相信，发展到群访闹事，触犯刑法锒铛入狱。如NGO能及时向受害者普及路径和刑法知识，环境纠纷不见得能立即解决，至少可以预防“二次伤害”发生。
其次环境私益诉讼公众教育必然会推动环境法制建设。从法治国家经验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只是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私益诉讼的一种补充。一个管理正常的社会，环境公益诉讼不能常态化，环境私益诉讼应当常态化。要建设环境法制，光有环保法庭不够，还得提高公众环境诉讼维权意识，遇到环境纠纷，寻求法庭裁判解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还有，新《环保法》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五十八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条件，由有原告资格的大NGO专享。对小NGO来说，环境公益诉讼成了奢侈品，从此无缘了。国内一些有原告资格的大NGO也将注意力转向了环境公益诉讼，原本“吃亏不讨好”的环境私益诉讼公众教育更加无人顾及。上述现象，正好给小NGO兼事该项目提供了机遇。小NGO不妨抢抓机遇，兼事该项目，争取基金会在该项目上的长期支持和资金倾斜，发展壮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