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英律师亲办案例
那些被“以法律的名义”强制改写的人生
来源:杨树英律师
发布时间:2014-05-29
浏览量:524

微友发了一个耐人深思的笑话《新版如何把大象装进冰箱?》,分三步:第一步,抓一只猫,对其进行高强度审讯,让猫承认自己是大象,再把猫装进冰箱里。第二步,指定证人,证明大象已经被装进冰箱里。第三步,对森林里的动物反复强调“猫是大象的祖先”。很有意思的笑话,我却笑不出来。作为一个刑辩律师,看过了太多这样的案例,司法领域频繁上演过这样的故事,有一些“大象”甚至至今“还装在冰箱里”。
如果说赵**案因“死者归来”而终获改判是天作之合,那么张**案从死缓被改判无罪恰似一朵奇葩。幸运的是他们都还没有被执行死刑,而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恐怕是“尘封黄泉”,真相只有天知。看到张**的采访文章,我感到震惊,一个人经历了命运的大喜大悲之后,即使是没有文化的文盲,也会有超乎常人的哲学思维,他的每一句话都饱含着朴素而经典的“大智慧”。压在张**身上的不仅仅有命运的大山,还有一座无形的大山叫做“以法律的名义”。
让我们看看张**被“以法律的名义”强制改写命运的案件有多么荒唐吧:
2014年4月29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对张**抢劫上诉一案公开宣判,宣告上诉人张**无罪,并当庭予以释放。此前张**已被羁押了8年之久。
张**同村的许晋于1999年被杀害,警方一直未能侦破该案。四年之后,张**作为该案的犯罪嫌疑人被拘留,而他之所以被怀疑竟是因为没有去参加许晋的葬礼,这个理由何其荒唐!而接下来张**的命运就掌握在了警察手中,刑讯逼供开始显现神奇的力量,被吊起来打、不让睡觉、不让吃饭……在遭受四天四夜的刑讯逼供之后,他大脑一片空白,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生不如死。回想起被刑讯逼供的经历时,这个淳朴的农民痛苦地低下了的头,一个铁骨铮铮的男人开始掉眼泪,他不想去触碰这段痛苦的回忆,那段经历一定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所经历的折磨与屈辱难以想象。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承认自己杀人的时候,张**的回答是:我早点说就不会死在看守所。不知道当年的警察看到这个内容会做何感想。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还有向法官表态的机会。他不相信警察,但是他还相信法官,相信法律。然而等到的却是加倍的失望,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张**死缓。在控方提供的证据完全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的情况下,法官做出了抢劫罪的判决结果,呜呼哀哉。该判决认定张**犯罪的证据却只有认罪口供,他当庭翻供,提供照片证明认罪口供是在遭到了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做出的,依法应当予以排除,并且其中还有多处不合常理、与现场情况不吻合的细节,足以排除认罪口供的效力。同时,还有证人证言足以证明张**没有作案时间,诸多的相反证据被法官置若罔闻,是法官不懂法吗?显然不是。
张**说:“很痛苦还是要坚持。自己鼓励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身体为自己洗清罪名,不让自己一直背着抢劫杀人的罪名,自己坚持活下来”。就这样,他坚持上诉,省高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这个裁定给了他希望,然而等来的还是死缓判决。他那天没有吃饭,也不跟别人说话,绝望到了极点也许是希望,张**依然深信真的东西永远是真的,假的东西永远是假的。他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在他第三次上诉后,贵州省高院亲自审理了此案,判决宣告张**无罪,这份判决他等了八年。八年“抗战”的张**终于等来了迟到的团圆饭,被刑事拘留那年,张**37岁,当年尚在初中的两个孩子,因家庭变故辍学打工。期间,大儿子在福建打工时遭遇车祸,造成了八级伤残,精神也出现障碍。张**年迈的父母,也因为精神上的打击神志不清,母亲遭遇车祸,脚步残疾。对法律的滥用,不仅破害了个人的命运,更影响了整个家庭中每个人的人生。
纵观张**案的始末,可以用几个词概括:命案必破、刑讯逼供、疑罪从有、疑罪从轻。受命案必破思维的影响,公安机关在事发四年之后以一个牵强到近乎荒唐的理由找到张**这个犯罪嫌疑人,而后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虽然案件疑点重重,证据不实不足,但法院本着疑罪从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思想对张**做出有罪判决。与个人仕途的升迁、上级领导的指示、工作业绩的压力这些东西相比,张**、赵**这些人的生命、自由根本不值一提,这些人就是命若蝼蚁。但是,在父母眼里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子女;在妻子眼里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丈夫;在儿女眼里他们是独一无二的父亲。一个人无论多么卑微、多么贫贱,他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他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都有自己的父母亲人,只要没有触犯法律,没有人有权力去剥夺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没有人有资格去破坏他们的生活。但是,恰恰是最懂法律的执法、司法人员,最应该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这些人在剥夺、在侵犯无辜者的生命和自由,在破坏他们的家庭和生活。
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没有任何行为比起法官的枉法裁判对社会危害更大。司法的腐败,即使是局部腐败,也是对正义源头活水的玷污。当记者问张**失去最多的是什么时,他的回答简单却凌乱,可以想象,一个无辜的人“被以法律的名义”强制改写命运,他失去的又何止语言能够表达?张**最终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失去生命,还得以重获自由,有幸活着的,还有很多跟他有同样遭遇的人,他们或许在服刑、或许已经刑满释放,却仍然艰难地走在上访的漫漫长路上,以一种被命运扭曲的强制力催生的反力量,抗争着这种扭曲的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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