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次接手那起盗窃案起，我一直都面临着压力，因为委托人第一次见面时就问“请律师究竟有多大作用？”。我一直在试图寻找能够令被告人从轻的理由：包括立功、缴纳罚金，甚至想取被害人的谅解。但最终，这些想法都没有实现。我把希望寄托在“从犯”的认定上。由于本案系一起共同盗窃案，但两人并非同案处理。关于二人在共犯中地位和作用问题，司法机关在审理另一被告人时并未认定，但由于另一位同案犯通过赔偿被害人、退赃及在判决前缴纳罚金，获得轻判。按照惯例，我的当事人也不大可能被认定为从犯。但作为他的辩护人，我还得讲这个理由。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这种意见很难被法庭采纳，所以在庭前，我两次找到本案的办案法官交流看法，他表达了不能认定从犯的难处。我则告诉他，我在法庭上要谈这个观点，希望他理解，同时，我希望在量刑上尽量与另一位当事人持平。由于案情并不复杂，在法庭上双方争论并不激烈，直到最后，就量刑发表意见时，我着重谈了从犯的观点，并明确表示请求法庭量刑不能高于另一位同案犯。公诉人对我的观点反应很强烈，而法官当庭宣判的结果是刑期和另拉同案犯相同。对于这一结果，当事人很满意，我也总算有了个交待。案件并不大，但我作了很有成效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对得起当事人的信任， 更感受到了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