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个老税种，我们应该尽快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征收房产税不但是市场经济的国际惯例，也是大势所趋，房产税在税收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这是科学合理的税制。

　　2013年2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提出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有专家、教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说收房产税是增加百姓负担。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房产税是否真的会增加百姓负担？在中国谁最怕房产税？

　　我们先对比一下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国家的首都住房痛苦指数，也就是居民用多少年的收入可以买一套住房。根据世界独立房产研究机构Numbeo在2012年10月发布的数据，中等收入居民买一套中等住房，中国北京需要33年，美国华盛顿需要5年，加拿大渥太华需要3年，英国伦敦需要15年，法国巴黎需要17年，德国柏林需要6年，澳大利亚堪培拉需要6年，新加坡需要17年，日本东京需要19年。数据显示，北京住房的痛苦指数是世界其他国家首都的两倍到十几倍，北京市民购买一套住房，几乎要用一生的劳动所得。

　　在很多国家，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个人收入税，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房地产税。有的国家对房产税和地产税单独计征，有的国家则把这两项税合并计征。荷兰对房屋产权所有人和居住者双重计征房产税（只对城镇住房征税），如果房屋产权所有人就是居住人，则他就要交双份房产税。

　　一些国家除了征收房产税外，还对空置住房进行罚款或征用，严厉惩罚炒房行为。荷兰政府可以征用空置一年以上的住房安排给无房户居住；法国对空置一年的住房处以房价10%的罚款，空置两年的住房则罚款12.5%，空置时间越长，罚款比例越大；丹麦政府征用空置超过两个月的住房免费供他人使用；瑞典政府也征用空置住房供无房户使用。

　　2011年1月28日，重庆和上海开始征收房产税。从两年的实践来看，这两个直辖市的房产税对平抑房价的效果并不明显，但这并不是房产税本身的问题，而是房产税设计的不科学。笔者在2011年1月31日发文《渝沪房产税很温柔》中业已指出，重庆市和上海市出台的房产税方案过于温柔，对房市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这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房产税税率太低，只在0.4%-1.2%之间；再有就是税基过窄，存量住房除了重庆市的独立别墅外都没有列入征收范围，对过去囤积多少套住房都不征税。这样温柔的房产税就好比向湖泊里投入一粒尘埃，根本泛不起涟漪。

　　其实，房产税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个老税种，我们没必要再谨小慎微地试点了，应该尽快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房产税不能按套征收，而应按住房面积征收，规定一个“面积起征点”（如人均50平方米），超过“起征点”才征收房产税，这就堵住了通过假离婚的逃税行为。房产税的税率不能太温柔，定在10%左右较为合适，这样，就能把那些空置住房尽快逼向市场，为了免交高额房产税，囤积住房的人急于把空置住房卖出去，形成买方市场，房价自然就跌了下来。

　　中国的税制具有不合理性，拿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来说，增值税虽然由企业交纳，但企业仅是“纳税人”，而不是“负税人”，企业要把税款加到商品的价格里，最终还是由消费者承担。中国的商品价格里，大概有一半是各种税赋，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一年的收入几乎都要为生计消费掉，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即使不交个人收入调节税和房产税，也要把收入的一半拿出来交税。

　　而对财产征税则不同，它只针对富人征税。拿房产税来说，只对超面积住房征收，绝大多数居民根本无需加纳房产税，说房产税增加百姓的负担纯属无稽之谈。

　　如果中国把税制改为以财产税和收入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那么，我们就可以废除增值税等间接税种，从而降低物价，让普通百姓有限的收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让生活过得更好些。而于富人而言，对他们的财产征税，只是减少他们转移海外的资产，减少他们的奢侈品消费，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

　　所以说，征收房产税不但是市场经济的国际惯例，也是大势所趋，房产税在税收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这是科学合理的税制。

　　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即使我们不征收房产税，外国也会来中国征收房产税。因为美国、法国等很多国家对其公民在世界各地的财产和收入征税，假如张三从中国移民到美国，他在中国有10套房产，中国政府不征收房产税，这10套房产的房产税就被美国政府征走了。如果我们建立起普遍的房产税制度，就可以与美国达成防止双边征税协议，把这笔税款留在中国，为中国人自己办事。

　　一些人张嘴闭嘴说房产税增加百姓负担，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假借百姓的名义放烟幕弹，为炒房客说话，其目的就是阻挠政府对富人征税，动摇政府打压房价的决心，让中国的房价一直攀升。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中国的房产税绝不是针对普通百姓，而是针对少数富人，针对炒房客。征收房产税，对95%以上的人民群众来说，是大大的利好。房产税把房价压下来，可以减少百姓的住房负担，同时，房产税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便可把这笔钱用于社会福利保障，比如早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