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江西准星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XX妻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XX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辩解，详阅了公诉机关提供的卷宗材料，刚才又参与了庭审调查，认真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对本案有了充分的了解。现依据本案事实和我国法律，特提出如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XX参与盗窃，构成盗窃罪的从犯不持异议，但起诉书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共犯，认为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因为：

第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XX在XX涉嫌的合同诈骗罪中具有共同的犯罪过故意。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XX在XX诈骗案中帮忙找人冒充XX吃饭，以及帮忙找人在一张XX收到XX十五万元的假收条上仿照协议上XX的笔迹签字，并留下一个假电话的行为，以及该行为对XX的诈骗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的客观事实没有任何争议。（XX的上述行为，以下简称“帮助行为”）

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我们知道，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参加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这就要求共同犯罪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二个方面共同因素：一是共同的认识因素，起码不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某种危害结果，而且也认识到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也会引起某种危害结果；二是共同的意志因素，共同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结合本案，简而言之，被告人XX在本案中的“帮助行为”要能构成XX涉嫌的合同诈骗罪的共犯，至少在认识因素方面：必须有充公的证据证明被告人XX在提供“帮助行为”时，一、知道被告人XX与XX合作采沙协议是假的；二、知道XX根据协议已交XX15万元押金也是假的。否则，就无法证明被告人XX不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诈骗危害结果，而且也认识到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会引起诈骗危害结果; 同时也无法证明意志上XX共同希望或放任该诈骗危害结果的发生。因而，也就无法证明被告人XX与XX具有共同的犯罪过故意。

可是对此，公诉机关唯一的证据：却仅仅只是被告人XX一人的估计、推测，即公安机关在对XX的第五次《询问笔录》第三页：

问：“XX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骗XX等人的钱？”答：“这个事XX应该知道，只是我没有对他明说。”。而XX这个一人的估计推测，估且不说是孤证、以及估计、推测本身就不严谨，同时还不但与被告人XX的供述存在矛盾，而且也与其自已的供述存在矛盾，如就在公安机关对XX同一次询问的第四页：问：“你伪造的和XX签订的协议，XX知道是你伪造的吗？”XX的回答却是：“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没有跟他直接说我是伪造的。”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第二、被告人XX在XX以采沙为名所设骗局中从开始借钱，到事中“帮助行为”，再到最后还钱，全过程中本身也是上当受骗的受害人。

纵观XX涉嫌诈骗的全过程，从卷宗第15页XX第三次询问笔录第二页：“最开始是准备和XX等人在鄱阳湖里偷采沙石，但一直没有谈好，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正好邮政银行催钱”才突然起心，真中变假让人难以觉察；到卷宗11页XX的第二次《询问笔录》第二页：对XX等实施诈骗事先没有与XX商量过，说明XX事前确不知情。从卷宗135页XX出示给XX所看的投入了15万元与XX合作《协议》，让XX更相信袁明初在自已处借的钱真的是投入到付给XX的押金15万元中，造成了XX基于此认识，在XX为还账“转让”投入的15万元的过程中给予了“帮助行为”；到卷宗第11页XX第二次询问笔录第二页 “我在2011年11月底向XX借了6万元，---还了本息7万元，还欠他1200元”，也证实至XX诈骗得手15万元时，XX还在相信是真实的转让，相信XX投入在XX15万元真的全部是借的，以致同意XX先还本金与部分利息，而没有任何的好处可得。

再结合卷宗第19页XX的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 “XX在去年10月底曾向我借了7万元钱说是采沙订合同”，并“说九江佬订合同后先还我的钱”。可是“转让”收回15万元后，只还了7万元本与息，还欠部分利息，“XX说剩下的8万元要还别人，并说他和XX签合同付的15万元现金是借的，所以要付别人。”等等，被告XX与XX两人的询问笔录，都充分证明：被告人XX在XX以与XX采沙为名所设骗局中，从开始借钱到最后还钱，全过程中本身也是受害人。此处的受害不但包括事前钱的借出、事后还本而未清息，还包括事中的“帮助行为”的上当受骗。

第三、被告人XX 的“帮助行为”，纯因受骗而基于认识上的错误，与被告人XX没有共同的认识因素，也没共同的意志因素，因而不具有共同诈骗犯罪的故意

因为XX本身就是受害人，在XX欺骗下，始终相信XX与XX的合作并投入15万元是真实的，也就无法怀疑到XX将自已的股份收益的一部分以15万元转让XX的行为是诈骗。基于上述认识上的错误，XX对XX的“帮助行为”虽然具有虚假性，但其目的是促成XX对15万元投入的真实的转让，所以并不能认识到其行为会产生某种危害的结果。从其意志上，也仅仅只是希望XX能把他自已的15万元合法投入转出，好依法偿还自已合法借出。所以被告人XX无任在认识因素方面，还是意志因素方面因其性质与XX完全不同，也就无任何共同的意思联络，因而不具有共同诈骗犯罪的故意。

综上可见，起诉书仅仅凭被告人XX一人对XX为他诈骗的“帮助行为”在认识因素上充满矛盾的估计与推测，尚存疑点又没有得到合理解排除，便认定被告人XX构成诈骗罪的共犯，显然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二、 被告人XX为即使构成和已构成的共同犯罪的从犯，所起作用较小，犯罪情节较轻；到案后又能如实供述自已的犯罪事实的全部过程，悔罪态度较好，依法应当减轻对其处罚。

最后，辩护人认为，被告人XX系法律观念淡薄，一时糊涂而触犯刑法。同时其犯罪情节较轻，所起作用较小，主观恶意不深；加上其妻子正在抚育着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为了使其家庭不因为其服刑而失去了生活来源，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适用缓刑的规定，建议合议庭对其适用缓刑，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谢谢！
                                      

 辩护人：江新梓

2012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