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婚姻法实施多年，也几经修改，但其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差强人意，存在一些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特别是彩礼的规定，与现实严重脱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很不相称。

婚姻是男女之间的一种法律关系，主要是两个异性之间的关系，但是，人类社会给这种关系蒙上了很多面纱，让婚姻关系变得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关系，而是家族、政治、商业等等关系的附属品，或是混杂不清的混合体。虽然《婚姻法》规定，结婚和离婚都是以感情为基础，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婚姻总是被世俗的色彩所淹没，特别是我国的部分贫困地区，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人的婚姻传统是历来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特别是父母的态度成为了子女婚姻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传统家庭的婚姻方式中，彩礼接受与否是表明父母之间的态度的主要形式。彩礼的交接实际是父母之间的财物交接，也就是认可的表示。这在古代的礼制中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即婚姻成就的\"六礼\"中的“纳彩”。这种习俗世代相传，直至今日。

从古到今，纳彩之礼都基本未有大的改变，父母之间的交接已约定俗成，到现在社会部分地区仅作为一种礼仪性的形式，但在部分地区却成为买卖婚姻的正当借口，彩礼高达2万或5万元以上，西部地区实际生活中没有哪个女孩子自己接受彩礼，或者把彩礼带到丈夫家，彩礼的实际享有者是父母，彩礼是我国的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特定产物,也是畸形观念的产物，因为在我们的继承观念中，有着浓厚的男子继承观，所谓的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女孩子迟早是人家的人，这种观念的存在，致使父母，包括女孩本身也希望能够通过彩礼来给父母一些补偿，弥补多年的养育之恩，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女孩出嫁后，就成为男方家族中的一员，和娘家人的来往只是礼节性的，作为客人作客的方式，出嫁的姑娘与父母的亲情在婚姻面前画了一道鸿沟，彻底的成为了别人家的人，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子和父母已不是一家人。由于生活方式的特定化，也就生成了相对应的观念，父母养育了别人家的人，没有任何补偿将是极不公平的，彩礼也就成为了实现公平的有效手段。当然彩礼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女孩和其家人的身价，如果哪一家的女孩彩礼少于别人或没有彩礼，也意味着这个女孩不值钱，或者本身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将为人所不齿。如此的观念也导致了另一种时尚产生，即女孩也本身把彩礼作为一种相互炫耀的资本，以显其身价，表明男方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如此的循环往复，终久不息。

部分地区的彩礼价格飞涨，一路飙升。有男子的家庭即使再困难，也要想方设法的凑齐彩礼，买回儿媳。哪怕是饮鸩止渴也在所不惜。就是这种畸形观念的误导，直接引发的是刚结婚就负债累累，最起码的生存问题出现了危机，或者婚前婚后的物质水平、礼遇差别是天上地下，女孩从一个受宠的极端步入了承受困苦的另一个极端，落差的出现致使有一部分女人要想办法破弃婚姻，逃离生活的危机。男子的婚姻成就后又破灭了，一个本来已经贫困的家庭也就雪上加霜，俗语鸡飞蛋打。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的梦想完全破灭。矛盾由此而激化。一旦婚姻破裂，男子的唯一希望就是能拿回自己的钱财，当然彩礼的返还成为了唯一的希望。但实际情况是《婚姻法》却无视彩礼的交接是父母间的交接这一事实，只把婚姻双方当事人作为返还主体，显然是一种错位。

《婚姻法》以超前的理念为指导，用感情作为衡量婚姻的唯一基础，无疑是正确的，把婚姻理解为两个人的事情，也无不当，但是问题是婚姻自古以来都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父母的是否同意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近来有些地区发生的“闪婚”事件，实际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这种脱节，女孩常年在外打工，突然回家托媒人找婆家，取得巨额彩礼后，和男子结婚居住很短一段时间就消失。结局是女子父母取得一笔巨额的彩礼，女儿消失，另觅高枝。由于婚姻法的规定的局限，男方的彩礼只能向女子本人追索，但女子下落不明，只能自己承担损失，彩礼的索要无门，婚姻法的局限在某种程度上滋长了彩礼的索要。且愈演愈烈，甚至有些贫困家庭在通过民间方式甚至法律途径无法索回彩礼时，采取打闹等暴力行为，直至近年来因彩礼返还而发生的女婿杀死岳父家中数人的恶性事件，再一次敲响了警钟，表明了婚姻法关于彩礼规定的不足，已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一种因素。

彩礼实际也是一种标志。财物在这里承载着子女父母对婚姻的态度，实际的交接和占有者是父母，应该是一种婚姻外的财物关系。应该将其剔除出男女间的婚姻关系。作为父母间的财物纠纷来予以处理，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社会实践中，习俗也是由婚姻双方当事人外的父母来承担彩礼的返还责任。但我们的婚姻法却由于超前的思维而忽略了实际生活，直接导致了脱节的发生。

彩礼是一种财物，其返还与否应适用时效的相关规定，也就是如果当事人在2年内未主张返还，也无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则应丧失胜诉权。若在时效内主张权利，则应由返还方予以返还。当然，由于彩礼的性质特殊，实践中也存在女子经济困难，无力返还的情况，但女子父母具备返还能力返还，却不是返还义务人，所以法律应该平衡这种关系，让父母作为第一返还义务人，女儿作为次返还义务人，父母和子女连带承担彩礼返还的义务，也能从女子的角度进行惩处，防止部分人员让女儿接受彩礼，然后转交父母，从彩礼的交接上来证明父母与彩礼无关，让父母逃避返还义务。也让婚姻的当事人自觉抵制彩礼这种陋习的继续蔓延。从各个角度防止彩礼的陋习继续。

婚姻案件的审理不能涉及婚姻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只能是夫妻双方，彩礼是婚姻前的习俗产物，所以应该将彩礼的纠纷审理与婚姻纠纷划分开来，有利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我国婚姻法将彩礼纳入婚姻法的调整范围是一种错误，即婚姻法过于超前，完全将婚姻的所有事务都纳入婚姻法的调整范围，认为婚姻就是男女双方的以感情为合意的事情，所以也就使调整夫妻间的关系为婚姻法的立法原则，如果将父母纳入婚姻法的调整范围，将使得婚姻法的立法原则受到质疑，难以自圆其说，这种立法理念无疑是正确的，但其显然没有将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考虑进来，没有充分的认识彩礼的实际，所以也就勉强的把彩礼交给了单纯的女方返还，结果出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彩礼在某些地区已经作为女子父母敛财的一种有力手段，而且愈演愈烈。

彩礼的返还涉及到离婚，如果没有离婚，一般情况不会涉及彩礼，所以，彩礼的返还只在离婚中出现，婚姻的时间延续越短，男子及家人要求返还彩礼的欲望就越强烈，实践中，一般婚姻持续5年以上的，男方会自觉地从心理上放弃返还彩礼的欲望，认为女方毕竟较长时间的操劳于夫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咋能向人家还要彩礼呢？所以，婚姻维系时间越长，彩礼的返还矛盾就越小。按照这种思维习惯和民间生活习惯，应该将彩礼的返还时间限定为除斥期间，超过一个较长的时间没有人要求，就完全丧失权利。不能再要求或主张权利。也是维持经济关系稳定的必然要求。通常理解，5年是一个较为合适的时间段，适于彩礼的返还。也就是5年是一个分水岭，这样有利于实现一种习俗和法律的平衡。在返还时，应正确的认识彩礼的性质，按照特殊财务纠纷的原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