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结婚自由不必说，离婚自由，大家可能有所疑惑，所以，我在本文中将谈谈离婚自由，及律师在离婚案件中的作用和价值。

我国的婚姻制度，离婚自由，主要体现在离婚的两个法律途径中：一是，行政途径，二是，司法途径。

在离婚的行政途径中，充分体现了离婚自由。夫妻若决定离婚，只要就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达成协议，到民政部门办理，民政干部仅核实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不须问离婚原因，即登记离婚。

但离婚的司法途径，离婚自由的体现方式有所不同。

婚姻，我一直认为是当事人自己的亲身感受，别人无从感知，就是当事人的父母都无可知晓的，我们怎么可能去企盼人民法院的法官去感知呢？去明察秋毫呢？

我经常说，婚姻制度不可能让某些人有特别的智慧去感知当事人的感情，既然不能感知，就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但问题必须解决，于是法律先贤们就考虑了，看可否从另一角度看问题，从制度上设置障碍，阻止某些不必要的离婚。

也就是我经常说的法官对离婚案件的态度。如有人问法官，你看，某某夫妻俩，整天打闹，根本就无法过了，你们还不判人家离婚，你们是不是太黑了？法官会说，你看人家结婚的时候，都慎重考虑了的！在离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必须给人家慎重考虑的时间和机会呀？这本身也是对婚姻当事人当初选择权的尊重。

其实，假若当事人问我的话，我会告诉他们，你们要嫌婚难得离，就不要离嘛！其实，这是法律价值（秩序性）一个消极方面的体现，大家都不离婚，多好，社会秩序多稳定啊！

所以，真正无人能够感知当事人的婚姻状况如何？只有通过从程序上设置障碍来尽量挽回不必要的离婚。

法律，自然是根据社会运行规律来设计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离婚案件中，是否离婚，必须由当事人亲自表达，不得委托他人。那么婚姻案件当事人委托律师的作用和价值是什么呢？

我说婚姻案件中律师的作用和价值体现在：引导和协助自己的委托人理智地处理问题。

因为婚姻案件当事人往往是不理智的，也许开始的时候什么都要要，一架吵得，什么都不要了，是典型的不理智；还有就是一厢情愿，一心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不顾一切，不能认清和辨别诉讼中的信号，不能把握诉讼进程中的调解火候，导致结果对自己不利而后悔。

最近，两起我办理的离姻案件，有充分的体现：

一女当事人起诉离婚，娘家是平利人，婆家是建民人，结婚十年，无子女，丈夫前房有一子十八岁外出打工，其丈夫沉迷于麻将，她在城里打工养着丈夫，烦了，后来就不愿回去。偶尔回去被逮住，不让走，并被夺去戒指、项链、和耳环。

在诉讼过程中，法庭调解时，女方想要回自己的戒指、项链、和耳环，男方竟然一样都不想给，说到最后答应把耳环还给女方，女方坚持要戒指，最后女方说自己一样都不要了，这时，我给女方说，他给副耳环，你就把耳环拿着吧，拿一点就减少一点损失嘛！她接受了我的建议。

不过里边还有个细节挺有意思，我想给她要回白金项链，可她自己却不要，在回来的车上，我问她为什么不要，她悄悄地告诉我，那个白金项链是假的。

另一起案件，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当事人起诉离婚，是我原指导律师的远房亲戚，婚龄17年，婚姻期间无子女，男方前房有一子一女。有两套住房，一套70多平米，另一套是单位集资房，全部由其女儿出资，以他们名义购买。她主张旧房归她，男方去跟女儿住。在开庭后，主审法官进行调解，法官的意见是新房牵扯第三人，要求当事人另行起诉，本案仅对70多平米的旧房进行分割，通过竞价购买方式解决，男方认为房子值17万。

我提出既然是调解，就把新房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男方得房子给女方找10万，女方得房子给男方找7万，男方答应了。可我的这位委托人一个方案都不同意，只坚持自己得房，给对方找5万。我反复给她做工作，希望她考虑自己得房，给对方找7万，能少就少，不能少就答应算了，否则，判决可能不比这个结果好。遗憾的是，她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而且还埋怨我不该劝她让步。也许是我的原指导律师曾给法院领导谈起过这个案子，意向是给对方找5万。但案子是我亲自办的，只有我才能感觉案子的进程和火候。

机会错过了，最终判决是，男方得房子，给她找8万5千元。当事人很后悔，但已经迟了。二审，我也将拒绝给她代理。

最后，我建议，当事人请律师，一定要请一个你信任的律师，若你不信任他，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要请他。因为没有信任，他无法协助和引导你理智地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