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案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江苏镇江××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吕××之妻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夫吕××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调阅了案卷，并向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了解，刚才又听取了法庭调查情况，对本案的案情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吕××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指控，事实比较清楚，证据比较充足，罪名是成立的。现本辩护人主要就公诉机关对.涉嫌虚开税额的认定以及被告人吕××在虚开增值税发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情节后果、认罪态度等方面发表如下从轻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 关于数额认定：公诉机关将4张废票当作犯罪依据，累计税额，缺少法律依据。应将其去掉。
      第三被告吕××涉嫌的六张发票，其中05687318、05687319、05687320、05687314这四张是废票，税率算成了20.48%，不可能获得抵扣，有关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公诉机关对吕××参与虚开税额63732.37元，价税386527元的认定不当，只应当认定参与虚开税额11631.52元，价税合计80052.24元。

二、 关于地位作用：被告人吕××在本案虚开增值税发票共同犯罪中，仅起“介绍”、“引见”等辅助作用，处于从属、次要的地位。
      在逃者柯某某应是本案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真正主犯。提议要第一被告人葛俊良帮助其给别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是他，发票的提供者是他，从中捞取好处的是他，最后侥幸脱逃也是他。其次，是“替罪羊”葛某某，为了讨好柯某某，接受了柯非法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为其鞍前马后效力，甘愿给柯当“ *** ”使。再次，是第二被告人仓某某，在葛出差后接葛的班，积极实施虚开犯罪，并利诱第三被告人吕××，为其介绍了四个“客户”，虚开出六张(其中4张废票)增值税发票。在吕××涉及的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活动中，如果第一二被告人不指使、不提供、不开具，或者那四个“客户”不要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吕××的“介绍”行为就不会触犯刑律。吕的“引见”能否成功，决定权不在自己，而在发票的提供者和索要者。吕的行为能否构成犯罪，也必须以第一、二被告人的行为首先构成犯罪为前提，这也是吕的“介绍”行为与那些专靠“介绍”为业，介绍多人，到多个不同的单位多次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专业中介组织”所起的作用有着质的区别的地方。纵观全案，吕××在其中仅起“介绍”“引见”等辅助作用。自己既不是增值税发票的提供者，也不是发票接受者，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在共同犯罪中不起关键和主要的作用，处于次要的从属地位。

三、 关于情节后果：第三被告人吕××所介绍虚开的6张发票，其中有4张是废票，有效发票的税款数额较小，且还有一部分没被抵扣，几乎没有给国家造成税款流失的实际后果。
      吕××四次介绍他人虚开的6张发票，其中05687318号、05687319号、05687320号、05687314号票，票面上虽然填的税率是17％但实际上都是以20.48％的税率开票计算税额的，根据国家对增值税发票管理方面的有关规定，这四份发票全是废票，废票上的数字皆为无效数字，不能作为计算和参照的法定依据，所开的税额也不可能获得抵扣。因此，《起诉书》认定吕××参与介绍虚开税款的数额为63732. 37元是不准确的，依法实际只应认定介绍虚开税额11631. 52元。其中，仅有丹阳市新民眼镜有限公司的7287.08元税款被抵扣，且该笔已被抵扣的7287.08税款，目前也已被丹阳市税务稽查局依法追回，并被处以了三倍的罚款。可以说，吕××参与介绍虚开的6张发票，基本上没有给国家造成税款被骗的实际损失。

四、 关于认罪态度：吕××到案后，认罪态度很好，交代及时彻底，且已退出了全部非法所得。
      2000年3月15日，吕××被传唤到丹阳税务公安办公室后，即全面彻底地交代了其四次介绍他人虚开6张增值税发票的犯罪事实和详细经过。发票提供者是谁，要发票的是哪些人，他们的单位住址联系电话是什么，发票是开往哪些单位的，票面额是多少，开票人是按多大的比例收取好处费的，自己得了多少好处等，全部交代得干干净净。并当场交出了身上的2800元现金和一部手机，以退赔自己非法所得的3600元好处。
       税务公安根据吕××交代的线索，在第二天即传唤了四个发票索要者，并扣押尚未抵扣的五份增值税发票，使国家避免了税款损失。试想：如果吕××不及时彻底地交代他所介绍的四个要票人的身份、住址等详细情报，税务公安就不可能第二天便顺利抓住四个要票人，就不可能及时扣押住虚开的6份发票，也不可能使本案破得这么顺利这么快！因此，吕××良好的认罪态度和及时彻底的交代，确实为本案的侦破起了一定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五、 关于刑罚适用：第三被告人吕××犯罪行为给国家造成的税款被骗的后果，与本案涉及的周瑞龙、王敖荣、蒋新民等人的情节相差无几，但其他有多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请合议庭在对吕××量刑与适用刑罚时，充分考虑这一“梯度”和情节，建议对其适用缓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款之规定，“虚开增值税发票1万元以上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五千元以上的，应当定罪处罚”。在本案中，吕××涉及的介绍虚开发票案，经查实，介绍虚开的有效税额仅为11631. 52元，只有7287.08元税款被骗。然而，周某某参与的有9917.24元税款被骗，王某某参与的有9299.14元税款被骗，蒋某某参与的有7287.08元税款被骗。严格地说，他们都构成了犯罪，且有的犯罪后果比吕××严重。然而，除吕××外，他们都被侦查和公诉机关“高抬贵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既然公、检两机关对其他已构成犯罪的人能从宽处理，免于起诉，那么，对认罪态度好，又身患心脏病的第三被告人吕××是否也应当体现一下公平、考虑一下从轻从宽处理呢？因此，本辩护人认为，对吕××适用缓刑较为适宜。

六、 关于其它情况：被告人吕××曾于1992年遇车祸脑部受伤，留有后遗症，现患有心脏病，去年曾在无锡、丹阳两次住院治疗。目前仍在服药。另外，其本人年龄较大，务农的妻子身体又不好，据当地政府民政部门和村委会反映，该家庭经济困难，目前仍负有近10元的债务。请合议庭在处罚时予以从轻。

综上所述，本案第三被告人吕××在虚开增值税发票共同犯罪中，地位底，作用小，后果轻，到案后认罪态度好，再加上家庭经济较困难，本人又有心脏病，请求法庭给予从轻判处！

                                                            第三被告之辩护律师：韦正夫
                                                                        2000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