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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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周志旗，刊登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于是2004年12月出版的《孙中山思想与泛珠江三角区域经
来源：周志旗律师
发布时间：200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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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
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周志旗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二十世纪以来，全世界都相当难得一见的政治家！他不仅实际领导和推动了民主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民国，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相当深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助人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张。尤其是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不论是政治、社会或经济等各位方面，他都有一套相当完整的规划。
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与对中国的发展规划，具体内容则包括“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等四大主题。这些内容，都非常值得我们来进一步了解！在今天，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全面、深远的历史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是我们今天建设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不可多得的宝贵理论和实践财富。在本文中，笔者就先谈谈自己所认识和理解的孙中山思想，然后再谈谈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指导意义，与大家共同商榷，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和效果。
一、孙中山思想的基本内容、实质和内涵：
（一）建国方略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先生对建立民国的一个架构性规划，包括了心理建设、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三大方面，具体的内容则分别表现于“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以及“民权初步”。
整个建国方略呈现了孙中山先生对建设和经营民国的长远规划与他的思想体系，是了解孙中山思想不可不知的地方！
1、是孙文学说：
孙文学说是指孙中山先生思想中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又名“知难行易学说”，为什么孙中山先生要强调“知难行易”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国人能够力行实践，不要空说、空想。这本书写于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发表于上海。内容共有八章，孙中山先生并在中举了十个事例来论证知难行易学说，期能藉由此思想的传达，勉励国人力行实践，重振人心，改造国人传统知易行难的错误心理。
（1）知难行易学说十证
孙中山先生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在书中举了十个生活中的例证说明，这十个例证分别是：
①、以饮食为证：饮食之事，人人由之，天天行之。但没有学过生理学的人不能知其道，这是饮食之知难?然饮食人人皆会，这是行易——不知亦能行！
②、以用钱为证：钱是交易的媒介，人人日日在用钱，这是用钱之行易，但前之本质如何?有何功用?又如何产生及演进?则非一般人所能知这便是。
③、以作文为证：人人都会提笔写文章，这是作文之行易，但不知文文法、纹理者比比皆是，作文之知难。
④、以建屋为证：施工造屋不难，是为行易，构图设计非有高深特别知是不行，是为知难。
⑤、以造船为证：明朝郑和无科学知造船知识亦无机械以代人工，竟能再十四个月中造出六十四艘大船，证明造船之行易，造船之知难。
⑥、以筑城为证：秦代没有科学、没有机器、没有工程学，竟能筑成万里长城，足证筑城之知难与易行。
⑦、以开河为证：隋炀帝用蛮法开凿三千余里的大运河，但不知工程学原理，足证知难行易学说。
⑧、以电学为证：指南针能在毫无电学、磁学知识情况下得以证明:同样的，用电的人多，知电的人少，足证知难行易之说。
⑨、以化学为证：国人很早就懂得制陶、作豆腐，其制作过程，有许多的化学程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⑩、以进化为证：人类繁衍、循行了千百万年，默默行进化之实:然进化之知直至达尔文出，方然豁然开朗。
孙中山先生以人类历史事件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经验中，找出十件事为例证，来说明行易知难的理由，凡“知”之彻底者，“行”之必易！知和行是可以互相增进的，我们必须由行而知，因知而更行，所以力行为最重要。
（2）知与行的关系
对于“知”和“行”之间的关系，孙中山先生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他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分类中，来了解孙中山先生对“知行关系”的看法。
①、世界人类进化的演进，孙中山先生把人类的进化过程区分为三时期，并对这三个时期人类的知、行关系提出观察：
A、在草昧的时期，是不知而行的时期。
B、在半昧进入文明的时期，是行而后知的时期。
C、在科学发明之后，则是知之而后行的时期。
②、孙中山先生对知、行问题的看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A、“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个时期皆着重在“行”，具体去做才是最重要的。
B、孙中山先生认为知难行易。
C、中山先生进一步主张，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以及有志竟成。
（3）能知必能行
孙中山先生认为，科学时代应知而后行，方可免于错误与费时，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我们必须因行而知，因知而后行，如此递进不已，事业方能成功。
（4）不知亦能行
孙中山先生指出，人类知的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也，例如在人类草昧时期，利用模仿和一己之经验，以谋求生存，即证明了不知亦能行。
（5）有志竟成
有志竟成是孙中山先生孙文学说的结论。孙中山先生父立志革命，历十次失败才成功，此一事实也证明了有志竟成!所以孙中山先生在再孙文学说第一章中曾说：“倘能证明知难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很明显，他是鼓励国人应该要去力行。
2、实业计划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先生思想中建国方略之经济建设，此书著作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Ｏ年间，刚开始以英文发表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译为“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计划”，因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孙中山先生希望交战各国，将大战中所投入的人力、机器，移到中国以发展中国实业，故实业计划可说是国父全力推动民生经济建设理念中，作据高瞻远瞩、最宏伟的全面性规划。
（1）实业计划的前提
孙中山先生认为，利用外资外才，是实业计划要发展中国实业的重要前提。因为要大规模发展实业，必需迅速筹措巨大资本，所以要利用外资外才，使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但在利用外资时，有两项原则必需遵守，第一是主权必须操之在我，第二是必须用于生利之事业；至于利用外才，则以训练本国人才使能自立自强为首要原则。
（2）实业计划的要项
孙中山先生规划的实业计划，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①、民生与国防合一
A、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除完成经济建设外，还要求达成国防建设的目的。
B、则是以人性为基础，以民为本位，以计划为必要，以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为根本精神，因此唯有以民生为体的经济建设，才可以与国防合唯一体。
②、发展实业的四大原则
A、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引外资。
B、应国民之所最需要。
C、必期抵抗之至少。
D、必择地位之适宜。
③、实业计划发展的十大目标
A、交通之开发：在交通开发部份，预计完成铁道十万英里，碎石子路百万英里；修大运河，新凿新的运河；设电报、电话线路及无线电等。
B、商港之开辟：新建三大世界港。
C、铁路终点及商港地设新式市街(都市更新)。
D、水利之开发。
E、设冶铁制钢病造水泥场。
F、矿业之开发。
G、农业之开发。
H、蒙古、新疆之灌溉。
I、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
J、移民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地区。
④、实业计划的六大计划
实业计划中的六大计划，是以区域来划分，原则上是以交通建设发展为最先原则。这六大计划分别是：
A、第一计划：开发北部富源，以北方大港为中心，造西北铁路系统。
B、第二计划：开发中部富源，以东方大港为中心，整治长江水道。
C、第三计划：开发南部富源，以南方大港为中心，造西南铁路系统。
D、第四计划：铁路建设计划，造中央、东南、东北、況彰溪北、高原等五大铁路系统?
E、第五计划：民生工业计划，包括食、衣、住、行、印刷等工业。
F、第六计划：开发矿产计划，铁、煤、石油、铜、特种等有色矿产。
3、民权初步
民权初步是孙中山先生思想中建国方略之社会建设，这本书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发表于上海，是孙中山先生参考美国学者沙德女士之会议规则而来。孙中山先生在其自叙中说道，这本书是教吾国人民行使民权的第一部方法，所以名为民权初步。
我国就社会凌乱散漫，毫无组织，常被耻笑唯一盘散沙。因此要雪耻图强，复兴民族，必自改造社会做起，使我们的社会成为有秩序、有纪律，合乎现代化新社会。
民权初步虽然讲的是集会，推而广之，就是建设社会的规范。因为中国人一向就缺乏组织习惯和团体生活训练，常连最基本的议事规则也不懂，所以要建设新社会，树立全民政治的基础来实现民权主义，就要按照民权初步的训练，使之成为我们生活习惯的一部份，然后可以造成有组织的国家和民族。
（1）民权初步的基本精神
民权初步有以下几项主要的基本精神，分别为：
A、视平等和公正
B、视秩序和和谐
C、视讨论自由
D、数服从多数
E、数尊重少数
各种会议与相关程序
①、什么叫做会议？
一人谓之独思，二人谓之对话，三人以上循有一定之规则，研究事理，达成决议，解决问题，以收群策群力之效者，才能称为会议。
②、会议有那些种类？
A、临时会议：由发起单位，或发起人，或筹备人召集。会员原无定额，人数没有限制，无论到会人数多少，都可以召开。
B、委员会：由理事会推选的召集人，或首名委员为着急人，予以召集。
C、久性集会：尤其负责人召集，每届改选后的第一次会议，由召集人中，得票最多者，或前届负责人召集。可以自行在各该团体的章程中，或用其它方法规定期开会额数，假定没有规定，出席人数超过应到人数的半数，即可开会。
D、谈话会：因天灾人祸，须为紧急处理，而出席人因故为达开混额数者，得开谈话会，依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作成决议行之，但该项决议应于会后尽速通知未出席人，并于下次正式会议提出追认。不论会议的型态是什幺，也不管是由何人召集，各种会议的召开均应于会前适当时间之前，将开会日期、地点，以书面通知各参与人，或利用大众传播工具，予以公告，可能时并应附送议程，及有关资料。
③、什么是动议？
动议为对事体处分的提案，民权初步第三十一节，其意义极为出席会议的人，提出依各问题或意见，请求会场予以讨论或采纳。会议中议案的来源，计有两种，一种是口头的动议，一种是书面的提案，名称和提出的手续，虽各有不同，但其作用是一样的。
④、动议有那些种类？
A、主动议：对某一事件的处分，提出意见和办法，请求讨论，进而付之表决。此一动议不附属于任何动而能独立存在者属之。
B、附议：附议的意义不在赞同此动机，而是赞同讨论这个动机，动议者发动议只是个人，但经附议与主席接述后，此动议就成为会场大众之动议了。动议必须以一人以上附议，始得成立。主席对动议，得自为附议，各种会议，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者从其规定。而权宜问题、秩序问题、会议询问、收回动议等，则不需附议。
C、附属动议：附属动议是指一动议附属于他动议，而以改变其内容或处理方式为目的者属之。主动议只能提出于无动议当前的议场，附属动议优先于主动议，处理附议动有其优先级﹔散会动议、栏置动议、停止讨论动议、延期动议、付委动议、修正会议、无期延期动议。
D、动议的程序：动议的程序应依以下规定实行：
a、议者向主席请求发言地位
b、承认动议者之发言地位
c、议者发动议而坐
d、附议
e、主席接述动议，并付讨论
⑤、提案
动议以书面为之者，称提案，提案除依特别规定，得由个人或机关团体单独提出者外，须有附暑，其附暑人数如无另外规定，和附议人数同。
⑥、不得动议之时机
除权宜问题，秩序问题，会议询问，及申诉动议外，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不得提出动议﹔他人取得发言地位时、表决或选举时。
⑦、动议收回的时机
A、经附议前之动议，可由动议人收回
B、附议后之动议，须经付议人同意，方得收回
C、经主席接述后之动议，原动议如欲收回，须经主席征询无意义后方得收回，如有异议须付表决
⑧、讨论
讨论是指对于问题一切评论，无论其为反对或赞成。亦即出席人对于一个议案，即当前的问题，加以研讨评论之谓。当一个议案，经主席宣付讨论后，出席人都有发表意见、贡献办法的权利和责任。经此讨论之后，始行提付表决。以期获得正确的结论，这是议事必经的程序。
⑨、讨论的原则
A、一事原则
就是在同一时间内只讨论一个问题，在一个动议未经讨论完毕，提付表决之前，不得另将其它动议提出讨论。开会时如有违反上述情事，主席应立刻予以制止，或不予接述。其它出席人亦得提出秩序问题，请求主席予以制止。不过如为权宜问题，获秩序问题，因时机迫不及待，或因议事秩序上发生错误，必须实时纠正，则可不受此项限制。
B、分与自由讨论原则
所谓充分讨论，及出席人的讨论权，不受任何不当限制，主席对于出席人所提发言讨论的要求，只要合乎秩序，不得任意拒绝，出席人在参与讨论时，除因违反议事规则，得由主席自动，或经其它出席人，请求主席予以纠正制止外，任何人不得加以阻扰。除规定不经讨论径付表决之案，或由主席裁定之事外，任何议案，非经过适当的讨论，不应提付表决。所谓自由讨论，及参加讨论的人，无论期为正面或反面，或其它主张，只要不离本题，不违反礼貌，不触犯议事规则，任何人均不得加以干涉。主席对于要求发言的人，必须议照规定或习惯予以允许，而不能予以拒绝，在讨论进行中，如有人动议停止讨论，必须得到三分之二的人数同意方可。
C、服从多数的原则
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决定一切，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会议的目的，就再凝结与集中会场对于某一议案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且使此大多数的意见，经由讨论，运用合法的与和平的表决方式，通过实行；会场少数会员，尽管于讨论时，可持有不同或相反的意见，但一经表决，必须牺牲放弃而接受多数与会人员意见的决定。
D、尊重少数意见的原则
民主政治少数固应服从多数，而多数也应尊重少数的意见。会议设置程序，议案必经讨论，就是为了要听取少数的意见，经过三读会程序的议案，规定三读不能在同日举行，在这三读过程中，又必须经过审查辩论等阶段，然后才付表决；其主旨也在使少数派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⑩、表决
表决是对议案之最后处理方式。表决方式有投票表决、举手表决、起立表决、正反两方分立表决、唱名表决等等，唱名表决之方式，如经出席人之提议，并得五分之一以赏之赞同，即应采用。出席人应名时，应起立答应赞成，反对或弃权。如未应名，再唱一次，但不得三唱。表决时还需注意两面俱呈的原则。所谓两面俱呈即一个议案必须就赞成与反对两方面，分别举行表决，除有特别规定得数额外，如赞成者为多数，即可决；反对者为多数，即否决。可否同数时，如主席不参与表决，亦为否决。表决必须两面俱呈，不止是手续问题，更重要的，乃是民主政治的原则问题。
⑾、主席行使表决时机
主席以不参加表决为原则，但主席于议案表决可否同数时，得加入一方，使其通过；或不加入，而使其否决，但有特别规定之表决人数者，从其规定。主席于议案之表决，可否相差一票时，得参加少数方面，使成同数以否决之。主席于议案可决，有特别规定之额数者，如相差一票，即达规定之额数时，得参加一票使其通过，或不参加使其否决。
⑿、权宜问题
凡议场遇意外事件，足以影响议场全体或个人权利者，均构成权宜问题。(如骚扰会场、灯光熄灭、或会员远行要求优先发言等，出席人得提请主席制止。)
⒀、秩序问题
议案进行中，会员或主席有破坏混议次序，违背议事规则，便构成秩序问题。(如发言超出议题范围，出席人得请求主席纠正。) 权宜问题与秩序问题之提出，可不必先取得发言地位，直接向主席提出，权宜问题较秩序问题优先，且在七种附暑动议之先。这两个偶发性动议，是因为在会议进行中，有外在突发事件或违反议事规则的情形发生，因而困扰会场才提出的，且此类问题又是会议终非先解决不可之事，固可直接起而发言，优先获取发言地位。
⒁、问题与思考
民权初步主要在教我们要如何开会，但开会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开会是人民权利的第一步？你认为呢？
（二）孙中山的主张(1)
孙中山先生其精神之可佩在终其一生，为追求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努力不懈，亦为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国。
孙中山先生在体制外推翻了满清王朝，继而在体制内推动革新，重建立族群融合，在族群认同下，达到建立国家的主要目的。可知，其对内追求的是中国境内族群的一律平等及整合，对外则是追求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不再受列强侵略剥削，以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主权国家。故而观其民族主义内涵，包含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及尊严，以及维护优良的传统文化理想，和强调共同的政治、经济、济弱扶倾等。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坚持，在面临西化横行的当时，诸多知识分子“以为有了新文化，使可以不要旧道德”，孙中山先生却大声疾呼，“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因此可见，他并不是盲目的崇古的老顽固，而是他认清“欧洲之所驾乎我国之上的，完全是物质文明”，因此他说：中国要学欧洲，要学他们的科学。
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中国文化独具的宝贝，他则主张应予保存。金耀基先生曾盛赞中山先生：“他倡导民族主义救国，但他不以为需要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中作一取舍，反之，他觉得恢复中国文化中的儒家伦理原则，正是以强化民族主义而重建中国。”历史也证明了中山先生的卓见，不是仇外，不是我当中心的民族主义。若从宏观论，更是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主义。此与现今“地球村”概念，若合符节。
其次，就民权而言：为了要建立一个具有充分效能的政府，使期能保障人民权利，孙中山先生审慎的观察了西方政治发展，并融合了中外政治制度而创立了新政治体制。为使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君权束缚之影响，难去这么民权政治，中山先生遂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步骤，渐进教育百姓行使民权。孙文学说第六章就提到：“在训政时期，施行约法以县为单位实施地方自治，各县完全自治后，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宪法制定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人员失职，则由国民大会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到了宪政时期，各县之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而对于一国之治，除选举权外，其余罢免、创制、复决三者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行之。”
可知，孙中山先生早已将政治体制，以权能区分划分清楚。即依建国大纲之程序在最短时间，训练人民行使四种政权，这是由下而上的直接民权；而由总统率同五院成立中央政府由上而下，行使治权，两相平衡，又相辅相成，自然造就出一个民主宪政的万能政府。诚如其在民权主义第六讲所言：“政权可以说是民权，治权可以说是政府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可见这个有别于内阁制及总统制的政治体制，事实上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认为适合中国的独创制。
当然，政府在迈向民主宪政化的同时，另一个主要课题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从开发资源，发达国家资本，到追求合理的财产分配，避免贫富悬殊的节制私人资本，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内容，就在造就一个既“富”且“均”的均富社会。譬如，为处理一直以来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他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地尽其利的趋使下，农业生产大幅增加，自然而然地带动了商业的活络和发展。但为了避免因都市的增加，接着土地暴涨所可能带来的贫富不均，故而中山先生主张平均地权。一方面以实业计划来增加国家财源，一方面更是要避免地主的不劳而获所造成的贫富不均社会。
因此综观中山先生思想，实为一具有全方位的规划者，中国若真能依此步骤，循序建立，自然能成为一自由、平等、均富的社会。只可惜当时中国并未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
（三）孙中山先生主张(2)
中山先生所以称中华“民”国，实希望人民皆能行直接民权之实。中国境内各民族皆认同中华民族，并成为民国国民，以便行使直接民权。
换言之，在认同中国，使中国稳定的前提下，对内完成“国家整合”的目的，对外则达到“国家自主”的目的，使文化中国得以生存，使中国民族（族群）得以永续延绵。而这绝非是有心份子的一句“大中国主义”就把问题二分化了。因此，中山先生的国家统一观，提供了解决各政治生态环境的可行性。
一九二二年，中山先生撰写“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主张“分县自治”、“全民政治”为直接民权；“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为间接民权。在间接民权行使之时，为人民之代表，受人民付托委任，因此是只尽其能，不窃其权，决定之权仍在人民，是以人民为主体。
就民生而言，就是以民生主义思想为其主要依据可从几个方面来看：
1、土地问题：孙中山先生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在农地方面，特别强调耕者有其田，即国家应运用科学技术，以兴修水利，增进地方，改善农业环境，规划土地利用，开发农业资源，促进农业之工业化。
随着农民克勤克俭的努力，农村渐渐富裕，带动了社会的繁荣，经济发达进口。随着农业改革的具体成效，政府进而透过所谓“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互动方式，使国家在工业上能求得自主的目的，以所谓“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政策，一步一步将国家的经济推向“经济奇迹”。
2、合理解决资本问题：为避免贫富不均，故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民生主义之节制私人资本原则，一方面鼓励私人企业经营以创造利益，一方面又以和平手段限制私人资本垄断民生。至于“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帅国家经营”，“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
以从事公共设施建设，及透过财税奖励、金融优惠、技术辅导及金融机构参与投资等措施，加速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结构，使国家迈向工业先进国家之列。
孙中山先生具宏观的建国蓝图——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
（四）孙中山遗嘱（孙文）
1、国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瞩！[（笔记者 汪精卫）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立嘱） 孙文 三月十一日补签]
2、致苏联政府遗书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最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孙文口授，汪精卫笔录）
3、家事遗嘱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余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3月11日晚 由宋庆龄扶腕签字）
【背景说明】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希望他的革命主张和革命主义能够得到实现。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中苏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取得胜利。孙中山还诚挚地请宋庆龄代他到苏联访问，以实现他的遗愿。孙中山的遗嘱显示了他的爱国反帝和坚持三大政策的伟大革命精神。
二、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实业计划》对工业化战略的指导
工业化是标志着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的综合概念。它没有国家或民族的差异。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跨入现代社会，都必然要经过这一过程。但选择怎样的工业化战略，才能以最高的速率实现经济增长，赶上乃至超过先进国家，这却是一个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孙中山在致力于通过革命改良中国政治的同时，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1919年前后，他在“仔细研究工业建设的有关问题和解决方法”的基础上，编定了庞大的《实业计划》。该计划分六大计划，三十三部。它不仅是孙中山谋求以外资全面建设中国的对外开放蓝图，而且详细规划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路线、体制和发展战略，构成了近代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工业化战略。
1、民生主义的建设路线
工业化是落后国家走上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它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开始迈出了走向近代工业化国家的第一步，但直到二十世纪初年，还没有人用过工业化这个概念。人们一般都用振兴实业这个概念来表达工业化的基本内涵。孙中山也不例外，发展经济、完成工业化与振兴实业在其思想中是相通的。
“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孙中山振兴实业，完成工业化的思想导源于他对中西社会的认识。他说“外国富,中国穷,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遍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它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中西社会物质文明程度上的巨大反差，使他认识到当时中国尚“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外国患不均，中国患贫”。换句话说，二十世纪初年，尽管资本主义在西方已膨胀得开始腐朽，在中国却仍是苦于稀少而追求。资本主义不发达是中国基本的经济问题，并由此造成了失业、贫穷、饥饿等社会问题。“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穷”，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除了改良政治外，“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
工业化是一场普遍运用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革命。大机器生产是工业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力因素，是工业化的根本标志。孙中山充分估量大机器生产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说“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工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人之衣”。他充分估量大机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指出“经此一步也，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他说近代中国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方法不良”，在于“今日中国尚用手工为生产”。《实业计划》积极主张在发展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
资本主义的发展、大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极大地开发了人类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以贫富悬殊、劳资对立为基本特征的社会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趋势相伴随，社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境况日益恶化，“有许多人一时失了业，没有工做，没有饭吃”。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贫困化更波及到了一般中小企业主。在第三次产业革命尚未发生、西方世界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孙中山指出，中国仿效欧美发展工业化决不能仅做到“媲迹于欧美”。“欧美强矣，其民实困”，民生问题积重难返，“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欧美为晚，类似欧美的社会问题尚未发生，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彼欧美今日之患不均，即予吾人良好底教训”，中国为未雨绸缪计，不可不防微杜渐“取鉴乎欧美工业革命、经济发达所生出种种流弊，而预为设法以杜绝之”。中国的工业化决不是要造成一个类似西方的贫富不均、经济不平等的社会。中国必须更进一步，在发展经济、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完成工业化，实现经济起飞，“转弱为强，化贫为富”，而且更要通过工业化过程中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克服欧美的弊病，解决贫民大众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问题，实现“人民的满足和幸福”，把中国建设成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黄金世界。到那时“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其后也”。《实业计划》提出通过发达国家资本在中国实现两种革命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即既要发展生产力，完成以机器易手工的技术革命，又要变革生产关系，实现国有化，完成社会革命的任务。这与民生主义既要富又要均，既要经济发展又力求经济平等的思想是一致的。《实业计划》是用国家力量全面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战略，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建设路线的具体化。
2、混合经济体制
孙中山把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两种所有制形式齐头并进的混合体制。《实业计划》规定“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帝国主义阶段经济上的基本特征。孙中山一方面认为“大公司之出现系经济进化之结果，非人力所能屈服”，理性地承认了垄断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从民生主义建设路线出发，对资本主义的垄断和集中提出了责难。他说“大公司多属私有，其目的在多获利益。待至一切小制造业皆为其压倒之后，因无竞争，而后将各物之价值增高，社会上实受无形之压迫也”。他热切地希望趁“中国的实业还没有发达”，“还没有象外国一样的大资本家”的有利时机，能通过发达国家资本，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防止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混合经济体制反映了孙中山遏止私人资本垄断资本，预防其危害社会之弊的思想。
混合经济体制还反应了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思想。节制私人垄断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西社会物质程度的巨大反差，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为此，他提出发达国家资本，即“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的设想。他说“资本属于国家，则社会之贫富自均”，主张“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孙中山虽然也曾认识到企业由政府管理“往往耗费而乏效能”，但他乐观地认为这只是因为政府管理国有事业“经验尚少”的缘故。国有企业是孙中山谋求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主体。他希望通过发达国家资本，让国家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限制私人垄断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发达国家资本是孙中山在中国工商业不发达的具体国情下提出的，是对节制私人垄断资本政策的补充。
发达国家资本也与中国私人资本无力同外国垄断资本竞争有关。当时中国的私人资本不仅无力经营规模巨大的铁路、矿山、航运等产业，而且无力同实力雄厚的外国在华企业相竞争。发达国家资本就可以用国家的力量经营铁道、航空、银行等中国私人资本家一时无力兴办的大实业，为中国私人资本的发展提供所必需的电力、原料、交通运输等基本条件；就可以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与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竞争，并限制带有独占性质的妨碍中国实业进步的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孙中山说“至经济极高之时代，我国资本家其至富者亦不过中人产耳，又奚必其退让哉”。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明确宣布有独占性质的外国企业在限制发展之列。可见，限制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孙中山的主要目的，通过发达国家资本限制外国独占资本的发展才是他的主要意图。
私人企业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孙中山积极肯定私人企业的积极作用，他说“有许多事业可由国家管理而有利，亦有必须竞争始克显其效能者”。《实业计划》不仅规定“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而且还提出“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之障碍必当排去；尤须辅之以利便交通”。节制资本并不是节制所有私人资本，它被严格地限制在节制“企业之有独占性质者”这一方面。对于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不仅不在节制之列，而且要由国家提供奖励、保护和种种活动的便利。混合经济体制体现的正是节制私人垄断资本和保护、发展中小资本的统一。
节制私人垄断资本、保护中小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合三为一，构成了孙中山以混合经济体制为核心、谋求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思想。
3、不平衡发展战略
《实业计划》探讨了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战略布局，设计了以关键及本部工业为核心，全面发展各种实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
工业化是标志着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的综合概念。工业化的实现和发展战略的选择密不可分。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把现代工业区分为“关键及根本工业”和“本部工业”两大类，主张对关键及根本工业重点投资、优先发展。所谓关键及根本工业主要是指交通运输、机械制造、采矿、冶炼等生产资料部门。本部工业主要是指能直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以及其它文化生活需要的消费资料部门。孙中山指出，优先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着积极的意义，“关键及根本工业既发达，其它多种工业皆自然于全国在甚短时期内同时发生”，“关键及根本工业发达，人民有许多任务事可为，而工资及生活程度皆增高”。
交通运输是联系社会生产的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企业的纽带。交通运输的发展状况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活力。在近代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于打破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加强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全面发展各项事业，加强中外经济联系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强调应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早在1894年，他就十分重视交通运输的重要作用，主张仿效欧美，建立“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的铁路交通网。辛亥革命以后，他更强调“民欲兴其国，必先修其路”，“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不仅再次强调了交通先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拟定了一整套全面发展中国交通运输业的计划。他说“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商港包括海港和河港两种。海港往往是对外贸易的门户兼铁路的枢纽。重视海港建设即是重视铁路和对外贸易的联结。河港是水运的起点和终点，重视河港即是重视水运。市街本身即为交通之一部分，重视市街是为了加强城市内部各工业区之间的联系，实现城市内部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实业计划》的这一主张通过铁路、公路、水路等多种运输形式的相互配合、共同发展，把中国与世界、沿海和内地、腹地和边疆、工业区和农业区、原料产地和工业城市、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相互联结起来，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交通事业发展规划。
“移民垦荒、冶铁炼钢”是《实业计划》中继交通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重点。
移民垦荒是边疆铁路建设计划的一部分。孙中山认为移民垦荒“实为铁路计划之补助，盖彼此互相依倚，以为发达者也。”又说移民垦荒“除有益于铁路以外，其本身又为最有利之事业”。他认为“假定十年之内，移民之数为一千万，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其普遍于商业世界之利，当极浩大”[40]。我国国土辽阔，沿海、内地、边疆经济发展条件差别很大，但一般而言，沿海地区发展生产的技术条件较好，边疆地区资源上较有优势，而内地则在一定程度上兼有两者之长。《实业计划》吸收美国、加拿大等国早期通过国内移民推动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主张以铁路为依托，有计划、有步骤地向西部地区移民，这对于调整全国人口和技术分布，推动边疆地区农矿业的开发，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平衡无疑是有益的。
“钢铁者，实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孙中山十分重视机器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他说：“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毕生之事业而已。”他还把机器的发明与工业革命的发生、社会文明进步相联系，指出：“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实业计划》把冶铁炼钢作为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发挥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快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主张重点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的同时，孙中山也十分重视“本部工业”的发展。他说发展“本部工业”的目的在于“使多数人民既得较高工资，又得许多生活必要品、安适品而减少其生活费用”。这是与民生主义“养民”的根本目的相一致的。孙中山虽然没有论述过“关键及根本工业”与“本部工业”之间的关系，但他明确地指出，“实业之范围甚广，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指不胜屈”，又说“欲谋实业之发展，非谋其一端之可以成效也，必也万端齐发始能生效”。这表明孙中山对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可能已有所认识。所谓万端齐发就是全面建设，重视交通、移民、钢铁即是重点建设。《实业计划》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在重点发展交通、钢铁等关键及根本工业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中国的各项实业。
现代发展经济学一般倾向于以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来划分工业化战略。所谓平衡发展战略，是指在整个工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使工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按同一比例或不同比例全面地得到发展。不平衡战略是与平衡发展战略相对立的，它认为落后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一般资本和资源有限，不应当也不可能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平衡用力，而应当选择某些在技术上相互依赖的“连锁效应”(英文原文为linkageeffect，是指国民经济中某些产业或部门的发展会诱发其它产业或部门的发展的作用过程)表现得最为强烈的产业或部门重点投资，造成不平衡的压力，推动与其有连锁效应的产业或部门的发展与扩张，最终实现整个产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全面发展。孙中山说“予之计划，首先注重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其次，则注重移民、垦荒、冶铁、炼钢。盖农矿二业，实为他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且钢铁者，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把港口、交通运输看作发展“实业之利器”，强调农矿为“他种事业之母”，钢铁为“一切实业之体质”，这表明孙中山虽不懂得发展经济学中不平衡战略的连锁效应原理，但已在不自觉地运用这一原理考虑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了。《实业计划》主张对关键及根本工业重点投资，主张选择港口、交通、移民、垦荒、冶铁、炼钢这些在技术上互相依赖的连锁效应表现得最为强烈的部门，集中力量，优先发展，这表明《实业计划》的战略属不平衡发展战略。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步的。资金不足、人才缺乏、技术力量薄弱，是起步时的基本状况。这一状况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并无任何实质性改变。怎样发展？怎样选择？发展战略的选择关键是国情。从当时中国的国情看，中国决无力量在短期内对需要发展的各个部门全面投资，也就是说，平衡战略不适于中国，不平衡战略则比较合适。
仔细考察孙中山的这种发展战略，不难发现，它还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①、重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一种国际性的商业活动，也是落后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谋求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一般而言，落后国家发展对外贸易从静态收益上看，它可以互通有无，可以通过将经济资源集中生产本国具有优势的出口产品，同时从国外进口那些价格低于本国生产成本的商品，节约社会劳动，实现价值增值。从动态收益来看，发展对外贸易可以换取外汇，引进国内工业化过程中所必须的机器设备、原材料、技术等，有效地改变国内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为工业化创造条件。对外贸易的这种动态效应又被称为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引擎”。《实业计划》把铁路、商港的建设列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提出修筑贯通全国并能连接周边各国的五大铁路系统；在中国沿海开辟三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四个二等海港、九个三等海港以及设厂造铸万吨级的轮船，都是出于加强中国对外贸易“硬件”的考虑。
②、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它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就早已存在。但那时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市场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资本主义以来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大机器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商品生产的高度发达，同时也要求市场的充分发展，要求市场摆脱自然条件下的狭小范围，建立不受任何自然或人为的阻碍、能广泛开展商品流通的统一的国内市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带来了国内市场的狭小，同时国内市场的狭小也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要发展中国经济，扩大投资、增加生产固然重要，但另一方面消除各种自然、人为的障碍，建立流通无滞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也不可少。统一的国内市场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前提。《实业计划》重视交通建设，提出修筑十万英里铁路、一百万英里公路、改良河道、开凿疏浚运河，组成铁路、公路、水路三种形式相互配合的水陆运输网；要求统一货币、整顿关卡、废除厘金等，都是出于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的考虑。
③、引进与自创并举。工业生产技术现代化是建设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关键。工业生产技术薄弱造成了中国工业的落后，并直接影响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在中国工业化方才起步，现代工业生产技术几乎还是空白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的工业生产技术如果仅着眼于自创，显然错误的。引进是落后国家吸收先进国家科技成果、迅速改变贫穷落后局面的有效方法。但若仅靠引进吸收，在近代中国也是行不通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民穷财尽的国情使得中国无法大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对其生产技术，特别是高、精、尖技术实行严格的出口限制，也给技术引进带来了难度。换句话说，一方面中国无法大量引进，另一方面即使可以大量引进，也只能是步人后尘、仰人鼻息，永远无法赶上或超过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孙中山十分重视引进外国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主张“借外国人的机器，做生产的事业”。但他并没有满足于引进，《实业计划》把冶铁、炼钢、机械制造列为中国工业化战略重点的一部分，这表明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仅是孙中山发达中国工业的第一步。以引进为起点带动自创，引进和自创并举，通过引进、仿效、自制三个阶段，逐步摆脱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才是他的全部意图。
④、照顾经济发展的平衡。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只有作一定的协调，使其保持一定的均衡，整个经济才能得到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说，不平衡战略也需要平衡。片面强调某一部门的发展而忽视其它部门配合的战略也是不能成功的。《实业计划》在重点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的同时，重视“本部工业”的发展，强调经济的发展“必也万端齐发始能生效”等等，都是为了照顾整个经济发展的平衡。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作为一位革命者对中国命运的一种关怀。由于时代、知识以及认识水平等等的限制，他的《实业计划》依今天的眼光看来，有不少缺陷，但这些缺陷与这一战略本身相比无疑是微不足道的。《实业计划》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占有极重要的一页。
广义的工业化战略包括工业化的路线、体制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各部门各产业先后发展的顺序及其相互关系等等。狭义的工业化战略仅指工业化过程中各部门各产业先后发展的顺序及其相互关系。
（二）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中西部开发的指导意义
孙中山关注西部开发的原因有二：一是欲藉此抵抗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巩固中国的边防，二是欲藉此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状况、争取实现东西部的平衡发展。其设想的具体内容有：一、通过铁路建设改善西部交通；二、发挥西部资源优势，合理布局，发展农、牧、工、矿业；三、移民实边；四、设立国家特别金融机关；五、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沿海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优越，交通方便，与国外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往来，工业基础好，经济较为发达；西部地区则由于交通闭塞、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工业基础差等方面的原因，经济比较落后。这种经济结构，是千百年来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造成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于这一问题，孙中山有着深切的体认，并就西部开发提出了设想。
孙中山在1891年前后写的《农功》中就提出：“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山谷间地，遍牧牛羊，取其毳以织呢绒、毡毯。”虽然，孙中山在这里主要是着眼于使大西北免遭沙俄的侵略来谈开发西北的，但无疑也包含着发展西部经济以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意蕴。三年之后，他在《上李鸿章书》一文中，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他表示要游历内地、新疆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他把发展西部地区的农业纳入他最早设计的中国近代化方案之中，其目的也是为了协调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对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着更为深切的认识，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设想。
在孙中山看来，要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首先必须改善交通，而最重要的莫过于铁路建设。他说：“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
计划交通，当先以铁路为重要。建筑铁道，应先以干路为重要。谋议干路，尤当先以沟通极不交通之干路为重要。”由于西部地区交通不便，因此，孙中山当时提出三条沟通全国的铁路干线，都贯穿于西部地区。（一）南路：起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达新疆而迄于伊犁；（三）北路：起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于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由此可见，孙中山主张修建的三条铁路干线，都是着眼于改善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以利于开发大西南、大西北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1913年1月，孙中山还提出要修一铁路贯通蒙藏，自西藏拉萨起，直达蒙古车臣汗，名为萨臣铁路。他认为，“若此路一成，不惟蒙、藏交通上大有裨益，即军事上亦种种便利。”为此，他准备以个人名义向外国公司商借巨款。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更为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铁路建设。从他所拟定的中央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及西南铁路系统看，整个西部地区铁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连结祖国各地。据有的学者统计，孙中山规划修建的铁路共99线，通往西北者有36线，其它与西北接壤或者与西北铁路系统交接者也多。
为了开发西部，孙中山主张充分利用西部的资源优势，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他从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布局、发展重点提出了详细的构想。孙中山提出，蒙古、新疆有农地牧地极广，西藏、青海亦有广阔牧地，但由于运输不便，农地牧场尚未得到开发，这些地方如果能得铁路的便利，又能以科学的方法改良畜牧和农地，那幺，不仅可以成为全国的粮食基地，而且可以取代阿根廷成为世界最大的肉类供应地。如此，既对国家有利，又可以救济和缓解世界食物紧缺的状况。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提出，中国西部地区尽管牧地广阔，但羊毛工业欠发达，因此，发展羊毛工业大有可为。他认为，要以科学方法养羊、剪毛，以改良其制品，增加其数量；在中国西北等羊毛产地设立工场以制造一切羊毛货物，这样原料及工价甚廉。孙中山预测，羊毛工业是一种新工业，市场前景广阔，在西部地区发展羊毛工业，对整个国家有利。孙中山还提出：
“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而新疆、蒙古、青海、西藏各地以铁矿著名，开采这些地方的铁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在他看来，开采油矿为最有利益之事业，而四川、甘肃、新疆、陕西等省已发现有油源，中国有此种矿产，不能开采以为自用，以至由外国进口的煤油、汽油年年增加，未免可惜。孙中山认为，将来工业发达起来，汽车工业会有一个大发展，那时候，“煤汽之需用或增至千倍。当此欧美各国煤油正在日渐减缩，由外国输入之煤油、煤气，断不足以供中国之需要，此所以在中国以开采油矿为必要之图也。”可见，孙中山已认识到，发展西部地区的农牧业、工业，开发西部地区的矿藏，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
为了开发西部，孙中山还主张移民垦殖。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把移民垦殖于蒙古、新疆列为第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殖民蒙古、新疆，实为铁路计划之初助，盖彼此互相依倚，以为发达者也”。在孙中山看来，移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有利于改变东稠西疏、东强西弱的人口与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他说：“吾国民族生聚于东南，而?零于西北，致生聚之地人口有过剩之虞，零之区物产无丰阜之望，过与不及，两失其宜，甚非所以致富图强之道。”所以他极为主张“移民于蒙古、新疆之广大无人境地，消纳长江及沿海充盈之人口”，把劳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以图利益昭著之生产”。其二，有助于进行裁兵。孙中山提出，革命之后，就需要裁兵百万，移民垦殖有助于安置百万被裁之兵，可防止许多社会问题。正是由于移民垦殖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因此，当黄兴等提议组织拓殖协会移民垦边时，孙中山表示积极支持，并赞之曰“谋国要图”，命令财政部每年拨款30万元，列入国家预算，作为拓殖协会的经费。
为了开发西部，孙中山还主张在西部地区设立特别金融机关。他指出：“中国地称膏腴，尤广幅陨，而东南之收获，不见其丰，西北之荒芜，一如其故，此无他，无特别金融机关以为之融通资本故耳。
创设（兴农）、农业、殖边等银行，实属方今扼要之图。”孙中山把西部地区经济凋零的重要原因归于金融机关的缺乏尽管失之偏颇，但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因素，缺乏“融通资本”的金融机关，经济自然难以运行和发展。
孙中山认为，发展西部经济关键在人才。而要培养西部地区建设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必须振兴学校，振兴教育机关，发展西部地区的教育。因此，孙中山积极支持兴办民族教育事业，特别是发展民族师范学校。1912年3月，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在批示“中华民族大同会”的呈文中指出：“中华民国既合五大民族而成，自应施以同等教育。”特别是蒙、回、藏等族人民，因为语言文字不同，尤当办好民族师范学校，以培养大批的少数民族教师，发展西部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教育部对“中华民族大同会”创办蒙、回、藏师范学校极为赞赏，认为该会“意在广施教育，共同进化，深堪嘉尚”。
为了开发边疆，教育部还批准黄家本改边务学校为拓殖学校，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
孙中山关于西部开发的设想，尽管有些在今天看来显得不合时宜，但他对发展西部经济的高度重视和其主张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对于当前的西部开发仍不失借鉴意义。
三、认真学习、了解和掌握孙中山思想的理论精髓，举一反三、活学活用地利用各区域的自身特点和全局情况，因地因时制宜地做好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的各项工作
今天，我们所说的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在于掌握孙中山思想的理论精髓，而不是机械地看孙中山先生当年具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具体的计划，把它生搬硬套地去拿到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而是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了解和明确懂得孙中山先生当年为什么要主张那样做和那样说，在今天我们适时适地地应用孙中山思想来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如何做，如何说？如何把孙中山思想的理论与当今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具体指导和解决当今的行动和问题，这才是我们现在要进行重点研究的方向、课题和需要解决的方案。
树立知难行易、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有志竟成观点、信心和决心，从“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到“知而后行”，正确、全面、客观、科学地理解、掌握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科学时代应知而后行，方可免于错误与费时，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我们必须因行而知，因知而后行，如此递进不已，事业方能成功。”和“倘能证明知难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等的精神实质，充分了解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的“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以及“民权初步”的历史和现实指导意义，通过孙中山思想指导的一些实例，即《实业计划》对工业化战略的具体指导、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中西部开发的指导等的具体实例分析，从过去看现在，再看将来，来解剖过去的麻雀，了解和领悟当今的麻雀，摆正局部和全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和观念，以其普遍规律和我们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建设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实践中，使孙中山思想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重放光彩！
继承和发展孙中山思想是海内外众多人士和我们民革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使之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充实、完善和发扬光大，成为大家集体的智慧，作为指导现实社会中又一伟大的思想体系！使之源远流长，作为人类社会中又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理论学说！
二ＯＯ四年七月十八日
《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周志旗，刊登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于是2004年12月出版的《孙中山思想与泛珠江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的第355页至371页。
周志旗律师，1966年7月生，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人，大学本科文化，现任桂圣桥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西贵港市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现任），江南支部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广西贵港市第二、三届政协委员（现任），广西贵港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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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周志旗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二十世纪以来，全世界都相当难得一见的政治家！他不仅实际领导和推动了民主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民国，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相当深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助人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张。尤其是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不论是政治、社会或经济等各位方面，他都有一套相当完整的规划。
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与对中国的发展规划，具体内容则包括“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等四大主题。这些内容，都非常值得我们来进一步了解！在今天，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全面、深远的历史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是我们今天建设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不可多得的宝贵理论和实践财富。在本文中，笔者就先谈谈自己所认识和理解的孙中山思想，然后再谈谈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指导意义，与大家共同商榷，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和效果。
一、孙中山思想的基本内容、实质和内涵：
（一）建国方略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先生对建立民国的一个架构性规划，包括了心理建设、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三大方面，具体的内容则分别表现于“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以及“民权初步”。
整个建国方略呈现了孙中山先生对建设和经营民国的长远规划与他的思想体系，是了解孙中山思想不可不知的地方！
1、是孙文学说：
孙文学说是指孙中山先生思想中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又名“知难行易学说”，为什么孙中山先生要强调“知难行易”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国人能够力行实践，不要空说、空想。这本书写于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发表于上海。内容共有八章，孙中山先生并在中举了十个事例来论证知难行易学说，期能藉由此思想的传达，勉励国人力行实践，重振人心，改造国人传统知易行难的错误心理。
（1）知难行易学说十证
孙中山先生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在书中举了十个生活中的例证说明，这十个例证分别是：
①、以饮食为证：饮食之事，人人由之，天天行之。但没有学过生理学的人不能知其道，这是饮食之知难?然饮食人人皆会，这是行易——不知亦能行！
②、以用钱为证：钱是交易的媒介，人人日日在用钱，这是用钱之行易，但前之本质如何?有何功用?又如何产生及演进?则非一般人所能知这便是。
③、以作文为证：人人都会提笔写文章，这是作文之行易，但不知文文法、纹理者比比皆是，作文之知难。
④、以建屋为证：施工造屋不难，是为行易，构图设计非有高深特别知是不行，是为知难。
⑤、以造船为证：明朝郑和无科学知造船知识亦无机械以代人工，竟能再十四个月中造出六十四艘大船，证明造船之行易，造船之知难。
⑥、以筑城为证：秦代没有科学、没有机器、没有工程学，竟能筑成万里长城，足证筑城之知难与易行。
⑦、以开河为证：隋炀帝用蛮法开凿三千余里的大运河，但不知工程学原理，足证知难行易学说。
⑧、以电学为证：指南针能在毫无电学、磁学知识情况下得以证明:同样的，用电的人多，知电的人少，足证知难行易之说。
⑨、以化学为证：国人很早就懂得制陶、作豆腐，其制作过程，有许多的化学程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⑩、以进化为证：人类繁衍、循行了千百万年，默默行进化之实:然进化之知直至达尔文出，方然豁然开朗。
孙中山先生以人类历史事件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经验中，找出十件事为例证，来说明行易知难的理由，凡“知”之彻底者，“行”之必易！知和行是可以互相增进的，我们必须由行而知，因知而更行，所以力行为最重要。
（2）知与行的关系
对于“知”和“行”之间的关系，孙中山先生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他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分类中，来了解孙中山先生对“知行关系”的看法。
①、世界人类进化的演进，孙中山先生把人类的进化过程区分为三时期，并对这三个时期人类的知、行关系提出观察：
A、在草昧的时期，是不知而行的时期。
B、在半昧进入文明的时期，是行而后知的时期。
C、在科学发明之后，则是知之而后行的时期。
②、孙中山先生对知、行问题的看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A、“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个时期皆着重在“行”，具体去做才是最重要的。
B、孙中山先生认为知难行易。
C、中山先生进一步主张，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以及有志竟成。
（3）能知必能行
孙中山先生认为，科学时代应知而后行，方可免于错误与费时，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我们必须因行而知，因知而后行，如此递进不已，事业方能成功。
（4）不知亦能行
孙中山先生指出，人类知的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也，例如在人类草昧时期，利用模仿和一己之经验，以谋求生存，即证明了不知亦能行。
（5）有志竟成
有志竟成是孙中山先生孙文学说的结论。孙中山先生父立志革命，历十次失败才成功，此一事实也证明了有志竟成!所以孙中山先生在再孙文学说第一章中曾说：“倘能证明知难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很明显，他是鼓励国人应该要去力行。
2、实业计划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先生思想中建国方略之经济建设，此书著作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Ｏ年间，刚开始以英文发表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译为“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计划”，因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孙中山先生希望交战各国，将大战中所投入的人力、机器，移到中国以发展中国实业，故实业计划可说是国父全力推动民生经济建设理念中，作据高瞻远瞩、最宏伟的全面性规划。
（1）实业计划的前提
孙中山先生认为，利用外资外才，是实业计划要发展中国实业的重要前提。因为要大规模发展实业，必需迅速筹措巨大资本，所以要利用外资外才，使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但在利用外资时，有两项原则必需遵守，第一是主权必须操之在我，第二是必须用于生利之事业；至于利用外才，则以训练本国人才使能自立自强为首要原则。
（2）实业计划的要项
孙中山先生规划的实业计划，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①、民生与国防合一
A、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除完成经济建设外，还要求达成国防建设的目的。
B、则是以人性为基础，以民为本位，以计划为必要，以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为根本精神，因此唯有以民生为体的经济建设，才可以与国防合唯一体。
②、发展实业的四大原则
A、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引外资。
B、应国民之所最需要。
C、必期抵抗之至少。
D、必择地位之适宜。
③、实业计划发展的十大目标
A、交通之开发：在交通开发部份，预计完成铁道十万英里，碎石子路百万英里；修大运河，新凿新的运河；设电报、电话线路及无线电等。
B、商港之开辟：新建三大世界港。
C、铁路终点及商港地设新式市街(都市更新)。
D、水利之开发。
E、设冶铁制钢病造水泥场。
F、矿业之开发。
G、农业之开发。
H、蒙古、新疆之灌溉。
I、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
J、移民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地区。
④、实业计划的六大计划
实业计划中的六大计划，是以区域来划分，原则上是以交通建设发展为最先原则。这六大计划分别是：
A、第一计划：开发北部富源，以北方大港为中心，造西北铁路系统。
B、第二计划：开发中部富源，以东方大港为中心，整治长江水道。
C、第三计划：开发南部富源，以南方大港为中心，造西南铁路系统。
D、第四计划：铁路建设计划，造中央、东南、东北、況彰溪北、高原等五大铁路系统?
E、第五计划：民生工业计划，包括食、衣、住、行、印刷等工业。
F、第六计划：开发矿产计划，铁、煤、石油、铜、特种等有色矿产。
3、民权初步
民权初步是孙中山先生思想中建国方略之社会建设，这本书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发表于上海，是孙中山先生参考美国学者沙德女士之会议规则而来。孙中山先生在其自叙中说道，这本书是教吾国人民行使民权的第一部方法，所以名为民权初步。
我国就社会凌乱散漫，毫无组织，常被耻笑唯一盘散沙。因此要雪耻图强，复兴民族，必自改造社会做起，使我们的社会成为有秩序、有纪律，合乎现代化新社会。
民权初步虽然讲的是集会，推而广之，就是建设社会的规范。因为中国人一向就缺乏组织习惯和团体生活训练，常连最基本的议事规则也不懂，所以要建设新社会，树立全民政治的基础来实现民权主义，就要按照民权初步的训练，使之成为我们生活习惯的一部份，然后可以造成有组织的国家和民族。
（1）民权初步的基本精神
民权初步有以下几项主要的基本精神，分别为：
A、视平等和公正
B、视秩序和和谐
C、视讨论自由
D、数服从多数
E、数尊重少数
各种会议与相关程序
①、什么叫做会议？
一人谓之独思，二人谓之对话，三人以上循有一定之规则，研究事理，达成决议，解决问题，以收群策群力之效者，才能称为会议。
②、会议有那些种类？
A、临时会议：由发起单位，或发起人，或筹备人召集。会员原无定额，人数没有限制，无论到会人数多少，都可以召开。
B、委员会：由理事会推选的召集人，或首名委员为着急人，予以召集。
C、久性集会：尤其负责人召集，每届改选后的第一次会议，由召集人中，得票最多者，或前届负责人召集。可以自行在各该团体的章程中，或用其它方法规定期开会额数，假定没有规定，出席人数超过应到人数的半数，即可开会。
D、谈话会：因天灾人祸，须为紧急处理，而出席人因故为达开混额数者，得开谈话会，依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作成决议行之，但该项决议应于会后尽速通知未出席人，并于下次正式会议提出追认。不论会议的型态是什幺，也不管是由何人召集，各种会议的召开均应于会前适当时间之前，将开会日期、地点，以书面通知各参与人，或利用大众传播工具，予以公告，可能时并应附送议程，及有关资料。
③、什么是动议？
动议为对事体处分的提案，民权初步第三十一节，其意义极为出席会议的人，提出依各问题或意见，请求会场予以讨论或采纳。会议中议案的来源，计有两种，一种是口头的动议，一种是书面的提案，名称和提出的手续，虽各有不同，但其作用是一样的。
④、动议有那些种类？
A、主动议：对某一事件的处分，提出意见和办法，请求讨论，进而付之表决。此一动议不附属于任何动而能独立存在者属之。
B、附议：附议的意义不在赞同此动机，而是赞同讨论这个动机，动议者发动议只是个人，但经附议与主席接述后，此动议就成为会场大众之动议了。动议必须以一人以上附议，始得成立。主席对动议，得自为附议，各种会议，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者从其规定。而权宜问题、秩序问题、会议询问、收回动议等，则不需附议。
C、附属动议：附属动议是指一动议附属于他动议，而以改变其内容或处理方式为目的者属之。主动议只能提出于无动议当前的议场，附属动议优先于主动议，处理附议动有其优先级﹔散会动议、栏置动议、停止讨论动议、延期动议、付委动议、修正会议、无期延期动议。
D、动议的程序：动议的程序应依以下规定实行：
a、议者向主席请求发言地位
b、承认动议者之发言地位
c、议者发动议而坐
d、附议
e、主席接述动议，并付讨论
⑤、提案
动议以书面为之者，称提案，提案除依特别规定，得由个人或机关团体单独提出者外，须有附暑，其附暑人数如无另外规定，和附议人数同。
⑥、不得动议之时机
除权宜问题，秩序问题，会议询问，及申诉动议外，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不得提出动议﹔他人取得发言地位时、表决或选举时。
⑦、动议收回的时机
A、经附议前之动议，可由动议人收回
B、附议后之动议，须经付议人同意，方得收回
C、经主席接述后之动议，原动议如欲收回，须经主席征询无意义后方得收回，如有异议须付表决
⑧、讨论
讨论是指对于问题一切评论，无论其为反对或赞成。亦即出席人对于一个议案，即当前的问题，加以研讨评论之谓。当一个议案，经主席宣付讨论后，出席人都有发表意见、贡献办法的权利和责任。经此讨论之后，始行提付表决。以期获得正确的结论，这是议事必经的程序。
⑨、讨论的原则
A、一事原则
就是在同一时间内只讨论一个问题，在一个动议未经讨论完毕，提付表决之前，不得另将其它动议提出讨论。开会时如有违反上述情事，主席应立刻予以制止，或不予接述。其它出席人亦得提出秩序问题，请求主席予以制止。不过如为权宜问题，获秩序问题，因时机迫不及待，或因议事秩序上发生错误，必须实时纠正，则可不受此项限制。
B、分与自由讨论原则
所谓充分讨论，及出席人的讨论权，不受任何不当限制，主席对于出席人所提发言讨论的要求，只要合乎秩序，不得任意拒绝，出席人在参与讨论时，除因违反议事规则，得由主席自动，或经其它出席人，请求主席予以纠正制止外，任何人不得加以阻扰。除规定不经讨论径付表决之案，或由主席裁定之事外，任何议案，非经过适当的讨论，不应提付表决。所谓自由讨论，及参加讨论的人，无论期为正面或反面，或其它主张，只要不离本题，不违反礼貌，不触犯议事规则，任何人均不得加以干涉。主席对于要求发言的人，必须议照规定或习惯予以允许，而不能予以拒绝，在讨论进行中，如有人动议停止讨论，必须得到三分之二的人数同意方可。
C、服从多数的原则
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决定一切，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会议的目的，就再凝结与集中会场对于某一议案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且使此大多数的意见，经由讨论，运用合法的与和平的表决方式，通过实行；会场少数会员，尽管于讨论时，可持有不同或相反的意见，但一经表决，必须牺牲放弃而接受多数与会人员意见的决定。
D、尊重少数意见的原则
民主政治少数固应服从多数，而多数也应尊重少数的意见。会议设置程序，议案必经讨论，就是为了要听取少数的意见，经过三读会程序的议案，规定三读不能在同日举行，在这三读过程中，又必须经过审查辩论等阶段，然后才付表决；其主旨也在使少数派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⑩、表决
表决是对议案之最后处理方式。表决方式有投票表决、举手表决、起立表决、正反两方分立表决、唱名表决等等，唱名表决之方式，如经出席人之提议，并得五分之一以赏之赞同，即应采用。出席人应名时，应起立答应赞成，反对或弃权。如未应名，再唱一次，但不得三唱。表决时还需注意两面俱呈的原则。所谓两面俱呈即一个议案必须就赞成与反对两方面，分别举行表决，除有特别规定得数额外，如赞成者为多数，即可决；反对者为多数，即否决。可否同数时，如主席不参与表决，亦为否决。表决必须两面俱呈，不止是手续问题，更重要的，乃是民主政治的原则问题。
⑾、主席行使表决时机
主席以不参加表决为原则，但主席于议案表决可否同数时，得加入一方，使其通过；或不加入，而使其否决，但有特别规定之表决人数者，从其规定。主席于议案之表决，可否相差一票时，得参加少数方面，使成同数以否决之。主席于议案可决，有特别规定之额数者，如相差一票，即达规定之额数时，得参加一票使其通过，或不参加使其否决。
⑿、权宜问题
凡议场遇意外事件，足以影响议场全体或个人权利者，均构成权宜问题。(如骚扰会场、灯光熄灭、或会员远行要求优先发言等，出席人得提请主席制止。)
⒀、秩序问题
议案进行中，会员或主席有破坏混议次序，违背议事规则，便构成秩序问题。(如发言超出议题范围，出席人得请求主席纠正。) 权宜问题与秩序问题之提出，可不必先取得发言地位，直接向主席提出，权宜问题较秩序问题优先，且在七种附暑动议之先。这两个偶发性动议，是因为在会议进行中，有外在突发事件或违反议事规则的情形发生，因而困扰会场才提出的，且此类问题又是会议终非先解决不可之事，固可直接起而发言，优先获取发言地位。
⒁、问题与思考
民权初步主要在教我们要如何开会，但开会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开会是人民权利的第一步？你认为呢？
（二）孙中山的主张(1)
孙中山先生其精神之可佩在终其一生，为追求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努力不懈，亦为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国。
孙中山先生在体制外推翻了满清王朝，继而在体制内推动革新，重建立族群融合，在族群认同下，达到建立国家的主要目的。可知，其对内追求的是中国境内族群的一律平等及整合，对外则是追求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不再受列强侵略剥削，以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主权国家。故而观其民族主义内涵，包含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及尊严，以及维护优良的传统文化理想，和强调共同的政治、经济、济弱扶倾等。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坚持，在面临西化横行的当时，诸多知识分子“以为有了新文化，使可以不要旧道德”，孙中山先生却大声疾呼，“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因此可见，他并不是盲目的崇古的老顽固，而是他认清“欧洲之所驾乎我国之上的，完全是物质文明”，因此他说：中国要学欧洲，要学他们的科学。
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中国文化独具的宝贝，他则主张应予保存。金耀基先生曾盛赞中山先生：“他倡导民族主义救国，但他不以为需要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中作一取舍，反之，他觉得恢复中国文化中的儒家伦理原则，正是以强化民族主义而重建中国。”历史也证明了中山先生的卓见，不是仇外，不是我当中心的民族主义。若从宏观论，更是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主义。此与现今“地球村”概念，若合符节。
其次，就民权而言：为了要建立一个具有充分效能的政府，使期能保障人民权利，孙中山先生审慎的观察了西方政治发展，并融合了中外政治制度而创立了新政治体制。为使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君权束缚之影响，难去这么民权政治，中山先生遂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步骤，渐进教育百姓行使民权。孙文学说第六章就提到：“在训政时期，施行约法以县为单位实施地方自治，各县完全自治后，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宪法制定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人员失职，则由国民大会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到了宪政时期，各县之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而对于一国之治，除选举权外，其余罢免、创制、复决三者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行之。”
可知，孙中山先生早已将政治体制，以权能区分划分清楚。即依建国大纲之程序在最短时间，训练人民行使四种政权，这是由下而上的直接民权；而由总统率同五院成立中央政府由上而下，行使治权，两相平衡，又相辅相成，自然造就出一个民主宪政的万能政府。诚如其在民权主义第六讲所言：“政权可以说是民权，治权可以说是政府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可见这个有别于内阁制及总统制的政治体制，事实上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认为适合中国的独创制。
当然，政府在迈向民主宪政化的同时，另一个主要课题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从开发资源，发达国家资本，到追求合理的财产分配，避免贫富悬殊的节制私人资本，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内容，就在造就一个既“富”且“均”的均富社会。譬如，为处理一直以来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他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地尽其利的趋使下，农业生产大幅增加，自然而然地带动了商业的活络和发展。但为了避免因都市的增加，接着土地暴涨所可能带来的贫富不均，故而中山先生主张平均地权。一方面以实业计划来增加国家财源，一方面更是要避免地主的不劳而获所造成的贫富不均社会。
因此综观中山先生思想，实为一具有全方位的规划者，中国若真能依此步骤，循序建立，自然能成为一自由、平等、均富的社会。只可惜当时中国并未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
（三）孙中山先生主张(2)
中山先生所以称中华“民”国，实希望人民皆能行直接民权之实。中国境内各民族皆认同中华民族，并成为民国国民，以便行使直接民权。
换言之，在认同中国，使中国稳定的前提下，对内完成“国家整合”的目的，对外则达到“国家自主”的目的，使文化中国得以生存，使中国民族（族群）得以永续延绵。而这绝非是有心份子的一句“大中国主义”就把问题二分化了。因此，中山先生的国家统一观，提供了解决各政治生态环境的可行性。
一九二二年，中山先生撰写“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主张“分县自治”、“全民政治”为直接民权；“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为间接民权。在间接民权行使之时，为人民之代表，受人民付托委任，因此是只尽其能，不窃其权，决定之权仍在人民，是以人民为主体。
就民生而言，就是以民生主义思想为其主要依据可从几个方面来看：
1、土地问题：孙中山先生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在农地方面，特别强调耕者有其田，即国家应运用科学技术，以兴修水利，增进地方，改善农业环境，规划土地利用，开发农业资源，促进农业之工业化。
随着农民克勤克俭的努力，农村渐渐富裕，带动了社会的繁荣，经济发达进口。随着农业改革的具体成效，政府进而透过所谓“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互动方式，使国家在工业上能求得自主的目的，以所谓“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政策，一步一步将国家的经济推向“经济奇迹”。
2、合理解决资本问题：为避免贫富不均，故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民生主义之节制私人资本原则，一方面鼓励私人企业经营以创造利益，一方面又以和平手段限制私人资本垄断民生。至于“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帅国家经营”，“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
以从事公共设施建设，及透过财税奖励、金融优惠、技术辅导及金融机构参与投资等措施，加速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结构，使国家迈向工业先进国家之列。
孙中山先生具宏观的建国蓝图——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
（四）孙中山遗嘱（孙文）
1、国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瞩！[（笔记者 汪精卫）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立嘱） 孙文 三月十一日补签]
2、致苏联政府遗书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最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孙文口授，汪精卫笔录）
3、家事遗嘱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余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3月11日晚 由宋庆龄扶腕签字）
【背景说明】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希望他的革命主张和革命主义能够得到实现。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中苏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取得胜利。孙中山还诚挚地请宋庆龄代他到苏联访问，以实现他的遗愿。孙中山的遗嘱显示了他的爱国反帝和坚持三大政策的伟大革命精神。
二、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实业计划》对工业化战略的指导
工业化是标志着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的综合概念。它没有国家或民族的差异。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跨入现代社会，都必然要经过这一过程。但选择怎样的工业化战略，才能以最高的速率实现经济增长，赶上乃至超过先进国家，这却是一个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孙中山在致力于通过革命改良中国政治的同时，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1919年前后，他在“仔细研究工业建设的有关问题和解决方法”的基础上，编定了庞大的《实业计划》。该计划分六大计划，三十三部。它不仅是孙中山谋求以外资全面建设中国的对外开放蓝图，而且详细规划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路线、体制和发展战略，构成了近代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工业化战略。
1、民生主义的建设路线
工业化是落后国家走上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它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开始迈出了走向近代工业化国家的第一步，但直到二十世纪初年，还没有人用过工业化这个概念。人们一般都用振兴实业这个概念来表达工业化的基本内涵。孙中山也不例外，发展经济、完成工业化与振兴实业在其思想中是相通的。
“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孙中山振兴实业，完成工业化的思想导源于他对中西社会的认识。他说“外国富,中国穷,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遍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它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中西社会物质文明程度上的巨大反差，使他认识到当时中国尚“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外国患不均，中国患贫”。换句话说，二十世纪初年，尽管资本主义在西方已膨胀得开始腐朽，在中国却仍是苦于稀少而追求。资本主义不发达是中国基本的经济问题，并由此造成了失业、贫穷、饥饿等社会问题。“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穷”，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除了改良政治外，“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
工业化是一场普遍运用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革命。大机器生产是工业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力因素，是工业化的根本标志。孙中山充分估量大机器生产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说“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工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人之衣”。他充分估量大机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指出“经此一步也，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他说近代中国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方法不良”，在于“今日中国尚用手工为生产”。《实业计划》积极主张在发展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
资本主义的发展、大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极大地开发了人类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以贫富悬殊、劳资对立为基本特征的社会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趋势相伴随，社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境况日益恶化，“有许多人一时失了业，没有工做，没有饭吃”。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贫困化更波及到了一般中小企业主。在第三次产业革命尚未发生、西方世界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孙中山指出，中国仿效欧美发展工业化决不能仅做到“媲迹于欧美”。“欧美强矣，其民实困”，民生问题积重难返，“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欧美为晚，类似欧美的社会问题尚未发生，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彼欧美今日之患不均，即予吾人良好底教训”，中国为未雨绸缪计，不可不防微杜渐“取鉴乎欧美工业革命、经济发达所生出种种流弊，而预为设法以杜绝之”。中国的工业化决不是要造成一个类似西方的贫富不均、经济不平等的社会。中国必须更进一步，在发展经济、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完成工业化，实现经济起飞，“转弱为强，化贫为富”，而且更要通过工业化过程中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克服欧美的弊病，解决贫民大众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问题，实现“人民的满足和幸福”，把中国建设成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黄金世界。到那时“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其后也”。《实业计划》提出通过发达国家资本在中国实现两种革命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即既要发展生产力，完成以机器易手工的技术革命，又要变革生产关系，实现国有化，完成社会革命的任务。这与民生主义既要富又要均，既要经济发展又力求经济平等的思想是一致的。《实业计划》是用国家力量全面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战略，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建设路线的具体化。
2、混合经济体制
孙中山把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两种所有制形式齐头并进的混合体制。《实业计划》规定“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帝国主义阶段经济上的基本特征。孙中山一方面认为“大公司之出现系经济进化之结果，非人力所能屈服”，理性地承认了垄断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从民生主义建设路线出发，对资本主义的垄断和集中提出了责难。他说“大公司多属私有，其目的在多获利益。待至一切小制造业皆为其压倒之后，因无竞争，而后将各物之价值增高，社会上实受无形之压迫也”。他热切地希望趁“中国的实业还没有发达”，“还没有象外国一样的大资本家”的有利时机，能通过发达国家资本，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防止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混合经济体制反映了孙中山遏止私人资本垄断资本，预防其危害社会之弊的思想。
混合经济体制还反应了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思想。节制私人垄断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西社会物质程度的巨大反差，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为此，他提出发达国家资本，即“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的设想。他说“资本属于国家，则社会之贫富自均”，主张“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孙中山虽然也曾认识到企业由政府管理“往往耗费而乏效能”，但他乐观地认为这只是因为政府管理国有事业“经验尚少”的缘故。国有企业是孙中山谋求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主体。他希望通过发达国家资本，让国家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限制私人垄断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发达国家资本是孙中山在中国工商业不发达的具体国情下提出的，是对节制私人垄断资本政策的补充。
发达国家资本也与中国私人资本无力同外国垄断资本竞争有关。当时中国的私人资本不仅无力经营规模巨大的铁路、矿山、航运等产业，而且无力同实力雄厚的外国在华企业相竞争。发达国家资本就可以用国家的力量经营铁道、航空、银行等中国私人资本家一时无力兴办的大实业，为中国私人资本的发展提供所必需的电力、原料、交通运输等基本条件；就可以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与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竞争，并限制带有独占性质的妨碍中国实业进步的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孙中山说“至经济极高之时代，我国资本家其至富者亦不过中人产耳，又奚必其退让哉”。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明确宣布有独占性质的外国企业在限制发展之列。可见，限制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孙中山的主要目的，通过发达国家资本限制外国独占资本的发展才是他的主要意图。
私人企业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孙中山积极肯定私人企业的积极作用，他说“有许多事业可由国家管理而有利，亦有必须竞争始克显其效能者”。《实业计划》不仅规定“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而且还提出“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之障碍必当排去；尤须辅之以利便交通”。节制资本并不是节制所有私人资本，它被严格地限制在节制“企业之有独占性质者”这一方面。对于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不仅不在节制之列，而且要由国家提供奖励、保护和种种活动的便利。混合经济体制体现的正是节制私人垄断资本和保护、发展中小资本的统一。
节制私人垄断资本、保护中小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合三为一，构成了孙中山以混合经济体制为核心、谋求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思想。
3、不平衡发展战略
《实业计划》探讨了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战略布局，设计了以关键及本部工业为核心，全面发展各种实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
工业化是标志着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的综合概念。工业化的实现和发展战略的选择密不可分。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把现代工业区分为“关键及根本工业”和“本部工业”两大类，主张对关键及根本工业重点投资、优先发展。所谓关键及根本工业主要是指交通运输、机械制造、采矿、冶炼等生产资料部门。本部工业主要是指能直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以及其它文化生活需要的消费资料部门。孙中山指出，优先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着积极的意义，“关键及根本工业既发达，其它多种工业皆自然于全国在甚短时期内同时发生”，“关键及根本工业发达，人民有许多任务事可为，而工资及生活程度皆增高”。
交通运输是联系社会生产的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企业的纽带。交通运输的发展状况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活力。在近代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于打破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加强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全面发展各项事业，加强中外经济联系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强调应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早在1894年，他就十分重视交通运输的重要作用，主张仿效欧美，建立“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的铁路交通网。辛亥革命以后，他更强调“民欲兴其国，必先修其路”，“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不仅再次强调了交通先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拟定了一整套全面发展中国交通运输业的计划。他说“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商港包括海港和河港两种。海港往往是对外贸易的门户兼铁路的枢纽。重视海港建设即是重视铁路和对外贸易的联结。河港是水运的起点和终点，重视河港即是重视水运。市街本身即为交通之一部分，重视市街是为了加强城市内部各工业区之间的联系，实现城市内部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实业计划》的这一主张通过铁路、公路、水路等多种运输形式的相互配合、共同发展，把中国与世界、沿海和内地、腹地和边疆、工业区和农业区、原料产地和工业城市、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相互联结起来，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交通事业发展规划。
“移民垦荒、冶铁炼钢”是《实业计划》中继交通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重点。
移民垦荒是边疆铁路建设计划的一部分。孙中山认为移民垦荒“实为铁路计划之补助，盖彼此互相依倚，以为发达者也。”又说移民垦荒“除有益于铁路以外，其本身又为最有利之事业”。他认为“假定十年之内，移民之数为一千万，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其普遍于商业世界之利，当极浩大”[40]。我国国土辽阔，沿海、内地、边疆经济发展条件差别很大，但一般而言，沿海地区发展生产的技术条件较好，边疆地区资源上较有优势，而内地则在一定程度上兼有两者之长。《实业计划》吸收美国、加拿大等国早期通过国内移民推动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主张以铁路为依托，有计划、有步骤地向西部地区移民，这对于调整全国人口和技术分布，推动边疆地区农矿业的开发，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平衡无疑是有益的。
“钢铁者，实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孙中山十分重视机器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他说：“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毕生之事业而已。”他还把机器的发明与工业革命的发生、社会文明进步相联系，指出：“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实业计划》把冶铁炼钢作为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发挥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快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主张重点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的同时，孙中山也十分重视“本部工业”的发展。他说发展“本部工业”的目的在于“使多数人民既得较高工资，又得许多生活必要品、安适品而减少其生活费用”。这是与民生主义“养民”的根本目的相一致的。孙中山虽然没有论述过“关键及根本工业”与“本部工业”之间的关系，但他明确地指出，“实业之范围甚广，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指不胜屈”，又说“欲谋实业之发展，非谋其一端之可以成效也，必也万端齐发始能生效”。这表明孙中山对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可能已有所认识。所谓万端齐发就是全面建设，重视交通、移民、钢铁即是重点建设。《实业计划》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在重点发展交通、钢铁等关键及根本工业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中国的各项实业。
现代发展经济学一般倾向于以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来划分工业化战略。所谓平衡发展战略，是指在整个工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使工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按同一比例或不同比例全面地得到发展。不平衡战略是与平衡发展战略相对立的，它认为落后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一般资本和资源有限，不应当也不可能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平衡用力，而应当选择某些在技术上相互依赖的“连锁效应”(英文原文为linkageeffect，是指国民经济中某些产业或部门的发展会诱发其它产业或部门的发展的作用过程)表现得最为强烈的产业或部门重点投资，造成不平衡的压力，推动与其有连锁效应的产业或部门的发展与扩张，最终实现整个产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全面发展。孙中山说“予之计划，首先注重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其次，则注重移民、垦荒、冶铁、炼钢。盖农矿二业，实为他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且钢铁者，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把港口、交通运输看作发展“实业之利器”，强调农矿为“他种事业之母”，钢铁为“一切实业之体质”，这表明孙中山虽不懂得发展经济学中不平衡战略的连锁效应原理，但已在不自觉地运用这一原理考虑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了。《实业计划》主张对关键及根本工业重点投资，主张选择港口、交通、移民、垦荒、冶铁、炼钢这些在技术上互相依赖的连锁效应表现得最为强烈的部门，集中力量，优先发展，这表明《实业计划》的战略属不平衡发展战略。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步的。资金不足、人才缺乏、技术力量薄弱，是起步时的基本状况。这一状况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并无任何实质性改变。怎样发展？怎样选择？发展战略的选择关键是国情。从当时中国的国情看，中国决无力量在短期内对需要发展的各个部门全面投资，也就是说，平衡战略不适于中国，不平衡战略则比较合适。
仔细考察孙中山的这种发展战略，不难发现，它还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①、重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一种国际性的商业活动，也是落后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谋求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一般而言，落后国家发展对外贸易从静态收益上看，它可以互通有无，可以通过将经济资源集中生产本国具有优势的出口产品，同时从国外进口那些价格低于本国生产成本的商品，节约社会劳动，实现价值增值。从动态收益来看，发展对外贸易可以换取外汇，引进国内工业化过程中所必须的机器设备、原材料、技术等，有效地改变国内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为工业化创造条件。对外贸易的这种动态效应又被称为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引擎”。《实业计划》把铁路、商港的建设列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提出修筑贯通全国并能连接周边各国的五大铁路系统；在中国沿海开辟三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四个二等海港、九个三等海港以及设厂造铸万吨级的轮船，都是出于加强中国对外贸易“硬件”的考虑。
②、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它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就早已存在。但那时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市场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资本主义以来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大机器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商品生产的高度发达，同时也要求市场的充分发展，要求市场摆脱自然条件下的狭小范围，建立不受任何自然或人为的阻碍、能广泛开展商品流通的统一的国内市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带来了国内市场的狭小，同时国内市场的狭小也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要发展中国经济，扩大投资、增加生产固然重要，但另一方面消除各种自然、人为的障碍，建立流通无滞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也不可少。统一的国内市场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前提。《实业计划》重视交通建设，提出修筑十万英里铁路、一百万英里公路、改良河道、开凿疏浚运河，组成铁路、公路、水路三种形式相互配合的水陆运输网；要求统一货币、整顿关卡、废除厘金等，都是出于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的考虑。
③、引进与自创并举。工业生产技术现代化是建设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关键。工业生产技术薄弱造成了中国工业的落后，并直接影响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在中国工业化方才起步，现代工业生产技术几乎还是空白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的工业生产技术如果仅着眼于自创，显然错误的。引进是落后国家吸收先进国家科技成果、迅速改变贫穷落后局面的有效方法。但若仅靠引进吸收，在近代中国也是行不通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民穷财尽的国情使得中国无法大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对其生产技术，特别是高、精、尖技术实行严格的出口限制，也给技术引进带来了难度。换句话说，一方面中国无法大量引进，另一方面即使可以大量引进，也只能是步人后尘、仰人鼻息，永远无法赶上或超过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孙中山十分重视引进外国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主张“借外国人的机器，做生产的事业”。但他并没有满足于引进，《实业计划》把冶铁、炼钢、机械制造列为中国工业化战略重点的一部分，这表明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仅是孙中山发达中国工业的第一步。以引进为起点带动自创，引进和自创并举，通过引进、仿效、自制三个阶段，逐步摆脱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才是他的全部意图。
④、照顾经济发展的平衡。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只有作一定的协调，使其保持一定的均衡，整个经济才能得到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说，不平衡战略也需要平衡。片面强调某一部门的发展而忽视其它部门配合的战略也是不能成功的。《实业计划》在重点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的同时，重视“本部工业”的发展，强调经济的发展“必也万端齐发始能生效”等等，都是为了照顾整个经济发展的平衡。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作为一位革命者对中国命运的一种关怀。由于时代、知识以及认识水平等等的限制，他的《实业计划》依今天的眼光看来，有不少缺陷，但这些缺陷与这一战略本身相比无疑是微不足道的。《实业计划》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占有极重要的一页。
广义的工业化战略包括工业化的路线、体制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各部门各产业先后发展的顺序及其相互关系等等。狭义的工业化战略仅指工业化过程中各部门各产业先后发展的顺序及其相互关系。
（二）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中西部开发的指导意义
孙中山关注西部开发的原因有二：一是欲藉此抵抗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巩固中国的边防，二是欲藉此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状况、争取实现东西部的平衡发展。其设想的具体内容有：一、通过铁路建设改善西部交通；二、发挥西部资源优势，合理布局，发展农、牧、工、矿业；三、移民实边；四、设立国家特别金融机关；五、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沿海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优越，交通方便，与国外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往来，工业基础好，经济较为发达；西部地区则由于交通闭塞、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工业基础差等方面的原因，经济比较落后。这种经济结构，是千百年来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造成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于这一问题，孙中山有着深切的体认，并就西部开发提出了设想。
孙中山在1891年前后写的《农功》中就提出：“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山谷间地，遍牧牛羊，取其毳以织呢绒、毡毯。”虽然，孙中山在这里主要是着眼于使大西北免遭沙俄的侵略来谈开发西北的，但无疑也包含着发展西部经济以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意蕴。三年之后，他在《上李鸿章书》一文中，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他表示要游历内地、新疆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他把发展西部地区的农业纳入他最早设计的中国近代化方案之中，其目的也是为了协调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对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着更为深切的认识，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设想。
在孙中山看来，要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首先必须改善交通，而最重要的莫过于铁路建设。他说：“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
计划交通，当先以铁路为重要。建筑铁道，应先以干路为重要。谋议干路，尤当先以沟通极不交通之干路为重要。”由于西部地区交通不便，因此，孙中山当时提出三条沟通全国的铁路干线，都贯穿于西部地区。（一）南路：起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达新疆而迄于伊犁；（三）北路：起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于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由此可见，孙中山主张修建的三条铁路干线，都是着眼于改善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以利于开发大西南、大西北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1913年1月，孙中山还提出要修一铁路贯通蒙藏，自西藏拉萨起，直达蒙古车臣汗，名为萨臣铁路。他认为，“若此路一成，不惟蒙、藏交通上大有裨益，即军事上亦种种便利。”为此，他准备以个人名义向外国公司商借巨款。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更为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铁路建设。从他所拟定的中央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及西南铁路系统看，整个西部地区铁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连结祖国各地。据有的学者统计，孙中山规划修建的铁路共99线，通往西北者有36线，其它与西北接壤或者与西北铁路系统交接者也多。
为了开发西部，孙中山主张充分利用西部的资源优势，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他从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布局、发展重点提出了详细的构想。孙中山提出，蒙古、新疆有农地牧地极广，西藏、青海亦有广阔牧地，但由于运输不便，农地牧场尚未得到开发，这些地方如果能得铁路的便利，又能以科学的方法改良畜牧和农地，那幺，不仅可以成为全国的粮食基地，而且可以取代阿根廷成为世界最大的肉类供应地。如此，既对国家有利，又可以救济和缓解世界食物紧缺的状况。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提出，中国西部地区尽管牧地广阔，但羊毛工业欠发达，因此，发展羊毛工业大有可为。他认为，要以科学方法养羊、剪毛，以改良其制品，增加其数量；在中国西北等羊毛产地设立工场以制造一切羊毛货物，这样原料及工价甚廉。孙中山预测，羊毛工业是一种新工业，市场前景广阔，在西部地区发展羊毛工业，对整个国家有利。孙中山还提出：
“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而新疆、蒙古、青海、西藏各地以铁矿著名，开采这些地方的铁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在他看来，开采油矿为最有利益之事业，而四川、甘肃、新疆、陕西等省已发现有油源，中国有此种矿产，不能开采以为自用，以至由外国进口的煤油、汽油年年增加，未免可惜。孙中山认为，将来工业发达起来，汽车工业会有一个大发展，那时候，“煤汽之需用或增至千倍。当此欧美各国煤油正在日渐减缩，由外国输入之煤油、煤气，断不足以供中国之需要，此所以在中国以开采油矿为必要之图也。”可见，孙中山已认识到，发展西部地区的农牧业、工业，开发西部地区的矿藏，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
为了开发西部，孙中山还主张移民垦殖。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把移民垦殖于蒙古、新疆列为第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殖民蒙古、新疆，实为铁路计划之初助，盖彼此互相依倚，以为发达者也”。在孙中山看来，移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有利于改变东稠西疏、东强西弱的人口与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他说：“吾国民族生聚于东南，而?零于西北，致生聚之地人口有过剩之虞，零之区物产无丰阜之望，过与不及，两失其宜，甚非所以致富图强之道。”所以他极为主张“移民于蒙古、新疆之广大无人境地，消纳长江及沿海充盈之人口”，把劳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以图利益昭著之生产”。其二，有助于进行裁兵。孙中山提出，革命之后，就需要裁兵百万，移民垦殖有助于安置百万被裁之兵，可防止许多社会问题。正是由于移民垦殖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因此，当黄兴等提议组织拓殖协会移民垦边时，孙中山表示积极支持，并赞之曰“谋国要图”，命令财政部每年拨款30万元，列入国家预算，作为拓殖协会的经费。
为了开发西部，孙中山还主张在西部地区设立特别金融机关。他指出：“中国地称膏腴，尤广幅陨，而东南之收获，不见其丰，西北之荒芜，一如其故，此无他，无特别金融机关以为之融通资本故耳。
创设（兴农）、农业、殖边等银行，实属方今扼要之图。”孙中山把西部地区经济凋零的重要原因归于金融机关的缺乏尽管失之偏颇，但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因素，缺乏“融通资本”的金融机关，经济自然难以运行和发展。
孙中山认为，发展西部经济关键在人才。而要培养西部地区建设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必须振兴学校，振兴教育机关，发展西部地区的教育。因此，孙中山积极支持兴办民族教育事业，特别是发展民族师范学校。1912年3月，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在批示“中华民族大同会”的呈文中指出：“中华民国既合五大民族而成，自应施以同等教育。”特别是蒙、回、藏等族人民，因为语言文字不同，尤当办好民族师范学校，以培养大批的少数民族教师，发展西部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教育部对“中华民族大同会”创办蒙、回、藏师范学校极为赞赏，认为该会“意在广施教育，共同进化，深堪嘉尚”。
为了开发边疆，教育部还批准黄家本改边务学校为拓殖学校，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
孙中山关于西部开发的设想，尽管有些在今天看来显得不合时宜，但他对发展西部经济的高度重视和其主张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对于当前的西部开发仍不失借鉴意义。
三、认真学习、了解和掌握孙中山思想的理论精髓，举一反三、活学活用地利用各区域的自身特点和全局情况，因地因时制宜地做好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的各项工作
今天，我们所说的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在于掌握孙中山思想的理论精髓，而不是机械地看孙中山先生当年具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具体的计划，把它生搬硬套地去拿到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而是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了解和明确懂得孙中山先生当年为什么要主张那样做和那样说，在今天我们适时适地地应用孙中山思想来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如何做，如何说？如何把孙中山思想的理论与当今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具体指导和解决当今的行动和问题，这才是我们现在要进行重点研究的方向、课题和需要解决的方案。
树立知难行易、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有志竟成观点、信心和决心，从“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到“知而后行”，正确、全面、客观、科学地理解、掌握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科学时代应知而后行，方可免于错误与费时，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我们必须因行而知，因知而后行，如此递进不已，事业方能成功。”和“倘能证明知难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等的精神实质，充分了解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的“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以及“民权初步”的历史和现实指导意义，通过孙中山思想指导的一些实例，即《实业计划》对工业化战略的具体指导、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中西部开发的指导等的具体实例分析，从过去看现在，再看将来，来解剖过去的麻雀，了解和领悟当今的麻雀，摆正局部和全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和观念，以其普遍规律和我们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建设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实践中，使孙中山思想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重放光彩！
继承和发展孙中山思想是海内外众多人士和我们民革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使之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充实、完善和发扬光大，成为大家集体的智慧，作为指导现实社会中又一伟大的思想体系！使之源远流长，作为人类社会中又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理论学说！
二ＯＯ四年七月十八日
《孙中山思想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周志旗，刊登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于是2004年12月出版的《孙中山思想与泛珠江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的第355页至371页。
周志旗律师，1966年7月生，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人，大学本科文化，现任桂圣桥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西贵港市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现任），江南支部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广西贵港市第二、三届政协委员（现任），广西贵港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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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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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姓名：周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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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律所：广西桂圣桥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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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务：主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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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证号：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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