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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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和律师亲办案例
渔夫苗先生
来源：王向和律师
发布时间：2009-08-20
浏览量:272
渔夫苗先生
提起老舍，恐怕无人不晓；若说舒舍予是谁，不熟悉老舍的人，恐怕还真有人不晓。至于苗先生，他们的父母肯定给他们起了名字，但真正知道他们名字的人，寥寥无几。更大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早已把他们的名字忘了，见面只称苗先生。而苗先生们本人仿佛也把自己的名字忘了，习惯了乡亲们的称呼，遇到乡亲们打招呼，连忙回应：好说，好说！
外国人，一直称男性为先生，外国人自己一直这么叫，中国人也一直这么叫。但在中国却颇有一番经历。先说旧社会，有钱的中国人称老爷或少爷，当然老的叫老爷，少的就叫少爷喽。只有留洋的或有“开放”背景的抑或是在城市里做事的新式男人才称先生。但在农村，即便是有权有势的男人，也少有或没有人称呼先生的。但那时先生和老爷相比显然是凤毛麟角，不成比例。新中国成立后，老、少爷们儿及先生们都推出了历史舞台，无论男女老少党内党外，一律改称了同志。改革开放初期，先生又回来了，人们一边称同志的同时，又一边也称先生，先生和同志几乎可以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了。但真正让人们忘了同志只有先生的年月，似乎从有计划经济抑或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唱了主角之后，人们见面称先生或老板是一般，在特殊场合称同志却是例外了。一则笑话说，某人到商场购物，售货小姐殷勤地招呼：同志，您要点什么？某人大为光火：谁是同志，你才是同志呢？
费了这么多口舌介绍先生的来历和背景，是为了说明在60年代初地冀东农村，乡亲们称呼一个挑着挑子走村串巷的倒卖海货的光膀子打鱼的人为先生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如果按照前面说的理论，无论为何都不能称打鱼的人为苗先生，或打鱼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称苗先生的，他们似乎更应该称老苗、老苗头或卖鱼的。那个时代的先生是例外，只有外国人或从外国回来的人才称先生，一般都只能称呼同志。
尽管不合时宜，但乡亲们叫了多年，苗先生也答应了多年，并没有谁对此提出过质疑，或感到有什么不合时宜。多年之后，我上了大学，更准确地说是我看到香港录像片中称警察为阿Sir之后，而阿Sir们经常双腿并拖啪地一下向他们的上司敬礼Yes Sir之后，我方真正明白了苗先生其实是乡亲们对卖鱼的老哥的幽默称呼。
鲁迅先生作品里总称呼某人或某类人阿猫阿狗，显然不是出于尊敬。南方人称阿五阿六，就像北方人称呼小张小李，与尊严无关，显然是出于随意熟悉。先生的称谓，向来都是一本正经的，至少在农村是如此，至少现在的农村还是如此。先生就是先生，要么是张先生，要么是李先生，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是绝对没有什么阿先生的。一个正经的先生却和一个随意的阿什么结缘，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奇缘，说是怪胎也不为过。难怪，这样的奇缘，只发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香港。香港回归了，阿Sir也伴随着创造他的人留在了中国。阿Sir在香港有很深的文化基础，是香港人的中西合璧的幽默，他已变成了香港人喜闻乐见不可或缺的称谓了。
渔夫苗先生与香港阿Sir有异曲同工之妙。苗先生其实是哥俩，老大约有四十多岁了，老二也有三十多岁，老哥俩一辈子都没说上 ，正如那时的大多数农民，哥俩没什么文化，甚至有点傻。你说什么，哥俩都不反驳，你问什么，哥俩都说：好说，好说。60年代的冀东农村，做小买卖的很少，只有特别人精的，方在种好地的同时，想法捣腾点啥。老哥俩头脑不灵活，为何却做起了买卖？原来老哥俩靠打鱼为生，不种地，打来的鱼吃不完了，也只能卖掉了。忙的时候，一个打鱼一个卖，闲的时候哥俩同打同卖。打鱼卖鱼辛苦不说。收入也不高，哥俩一年到头勉强能维持生活。哥俩吃亏再大，从不与人计较，哥俩人缘极好。十里八寸，没有不知道卖鱼的苗先生的。乡亲们称卖鱼的为苗先生，正如香港市民称警察为阿Sir，是出于不同的幽默细胞。明明知道卖鱼人不配称先生，却偏偏以先生称之，有点戏谑人的成份，但骨子里却是幽默，是那个贫穷落后时代乡亲们的一种黑色幽默。
苗先生一连几天没到村子里卖鱼，乡亲们还纳闷苗先生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后来听说，苗先生出事了。出事那天，哥俩都获丰收，但哥哥还想再多抓点鱼，置弟弟的招呼不顾。等哥哥准备上岸时，已来不及了，海水吞噬了背着沉重鱼货的哥哥，吞噬了前来救哥哥的弟弟。
苗先生走了，苗先生的称呼再也听不到了。
提起老舍，恐怕无人不晓；若说舒舍予是谁，不熟悉老舍的人，恐怕还真有人不晓。至于苗先生，他们的父母肯定给他们起了名字，但真正知道他们名字的人，寥寥无几。更大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早已把他们的名字忘了，见面只称苗先生。而苗先生们本人仿佛也把自己的名字忘了，习惯了乡亲们的称呼，遇到乡亲们打招呼，连忙回应：好说，好说！
外国人，一直称男性为先生，外国人自己一直这么叫，中国人也一直这么叫。但在中国却颇有一番经历。先说旧社会，有钱的中国人称老爷或少爷，当然老的叫老爷，少的就叫少爷喽。只有留洋的或有“开放”背景的抑或是在城市里做事的新式男人才称先生。但在农村，即便是有权有势的男人，也少有或没有人称呼先生的。但那时先生和老爷相比显然是凤毛麟角，不成比例。新中国成立后，老、少爷们儿及先生们都推出了历史舞台，无论男女老少党内党外，一律改称了同志。改革开放初期，先生又回来了，人们一边称同志的同时，又一边也称先生，先生和同志几乎可以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了。但真正让人们忘了同志只有先生的年月，似乎从有计划经济抑或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唱了主角之后，人们见面称先生或老板是一般，在特殊场合称同志却是例外了。一则笑话说，某人到商场购物，售货小姐殷勤地招呼：同志，您要点什么？某人大为光火：谁是同志，你才是同志呢？
费了这么多口舌介绍先生的来历和背景，是为了说明在60年代初地冀东农村，乡亲们称呼一个挑着挑子走村串巷的倒卖海货的光膀子打鱼的人为先生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如果按照前面说的理论，无论为何都不能称打鱼的人为苗先生，或打鱼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称苗先生的，他们似乎更应该称老苗、老苗头或卖鱼的。那个时代的先生是例外，只有外国人或从外国回来的人才称先生，一般都只能称呼同志。
尽管不合时宜，但乡亲们叫了多年，苗先生也答应了多年，并没有谁对此提出过质疑，或感到有什么不合时宜。多年之后，我上了大学，更准确地说是我看到香港录像片中称警察为阿Sir之后，而阿Sir们经常双腿并拖啪地一下向他们的上司敬礼Yes Sir之后，我方真正明白了苗先生其实是乡亲们对卖鱼的老哥的幽默称呼。
鲁迅先生作品里总称呼某人或某类人阿猫阿狗，显然不是出于尊敬。南方人称阿五阿六，就像北方人称呼小张小李，与尊严无关，显然是出于随意熟悉。先生的称谓，向来都是一本正经的，至少在农村是如此，至少现在的农村还是如此。先生就是先生，要么是张先生，要么是李先生，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是绝对没有什么阿先生的。一个正经的先生却和一个随意的阿什么结缘，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奇缘，说是怪胎也不为过。难怪，这样的奇缘，只发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香港。香港回归了，阿Sir也伴随着创造他的人留在了中国。阿Sir在香港有很深的文化基础，是香港人的中西合璧的幽默，他已变成了香港人喜闻乐见不可或缺的称谓了。
渔夫苗先生与香港阿Sir有异曲同工之妙。苗先生其实是哥俩，老大约有四十多岁了，老二也有三十多岁，老哥俩一辈子都没说上 ，正如那时的大多数农民，哥俩没什么文化，甚至有点傻。你说什么，哥俩都不反驳，你问什么，哥俩都说：好说，好说。60年代的冀东农村，做小买卖的很少，只有特别人精的，方在种好地的同时，想法捣腾点啥。老哥俩头脑不灵活，为何却做起了买卖？原来老哥俩靠打鱼为生，不种地，打来的鱼吃不完了，也只能卖掉了。忙的时候，一个打鱼一个卖，闲的时候哥俩同打同卖。打鱼卖鱼辛苦不说。收入也不高，哥俩一年到头勉强能维持生活。哥俩吃亏再大，从不与人计较，哥俩人缘极好。十里八寸，没有不知道卖鱼的苗先生的。乡亲们称卖鱼的为苗先生，正如香港市民称警察为阿Sir，是出于不同的幽默细胞。明明知道卖鱼人不配称先生，却偏偏以先生称之，有点戏谑人的成份，但骨子里却是幽默，是那个贫穷落后时代乡亲们的一种黑色幽默。
苗先生一连几天没到村子里卖鱼，乡亲们还纳闷苗先生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后来听说，苗先生出事了。出事那天，哥俩都获丰收，但哥哥还想再多抓点鱼，置弟弟的招呼不顾。等哥哥准备上岸时，已来不及了，海水吞噬了背着沉重鱼货的哥哥，吞噬了前来救哥哥的弟弟。
苗先生走了，苗先生的称呼再也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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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姓名：王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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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务：主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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