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摔伤索赔，企业甩锅给网络用工平台？

基本案情：2021年11月，53岁的赖某经中介介绍到A公司的工地从事搬运工作，上班期间在A公司考勤打卡，接受A公司的管理和考核。

2022年2月，A公司与B公司签订《共享经济服务外包协议》，约定由B公司为A公司提供共享经济综合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为其筛选适合的自由职业者并代替其支付工资。B公司通过C公司的网络平台为A公司提供共享经济服务，包括发放工资、代缴税款等。

2022年6月5日，C公司的网络平台中出现赖某的注册信息，并生成以作为平台运营方的C公司、作为平台发包方的B公司以及作为协议分包商的赖某三方签订的《共享经济服务协议》，由赖某承包B公司在该平台发布的A公司的搬运工作业务。B公司和C公司均在该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但赖某未签字，协议后只有打印的“赖某”字样。2022年7月，A公司在该平台上考核验收赖某的完成工作任务，并通过B公司向赖某发放相应工资。

2022年6月9日，赖某在工地搬运东西时因地上有沙子打滑导致受伤。经司法鉴定，赖某所受损伤构成十级伤残。赖某要求赔偿未果后，将A公司、B公司、C公司起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争议焦点主要是赖某与A公司、B公司、C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谁应当对赖某的摔伤承担赔偿责任。

案涉的《共享经济服务外包协议》《共享经济服务协议》不具备劳动合同性质，只能证明A、B、C三家公司间存在合作关系，其中的相关内容显示A公司对赖某的工作业绩有最终考核权。B公司充当中介作用，代A公司向赖某发放工资，C公司则提供运营平台。

赖某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务工人员，自称对注册不熟悉且不知情。注册资料由A公司提供，注册协议上没有赖某本人签字。对于如此不严谨的注册，即使赖某知情，法院也足以认定其不知晓该注册行为的性质和法律后果，因此该协议对赖某不产生约束力。

赖某自2021年11月到A公司工地上工作，其提供的劳动属于A公司的业务范围，受A公司管理，双方应为雇佣关系。2022年2月A公司才与B公司签订协议，2022年6月赖某在C公司经营的平台上的注册信息才出现。虽然A公司辩称在此之前赖某的工资也由第三方公司代发，但赖某一直在A公司的工地工作。作为体力劳动者的赖某，如果是第三方平台的“业务承包商”，在一个工地工作时频繁更换注册平台明显不符合常理。如果频繁更换注册平台是事实，也并非出自赖某本意。

综上，法院认定B公司、C公司与赖某间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A公司与赖某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A公司对赖某的摔伤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判决A公司赔偿赖某误工费、医疗费等损失共计11万余元。

A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湘潭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案件说法：互联网平台用工已成为常见的新兴就业形态，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由于互联网平台用工复杂、隐蔽及多变的特点，被有些不良用工主体作为“障眼法”来逃避用工责任，及时厘清网络平台和提供劳务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至关重要。当前互联网平台用工模式下主要存在三种法律关系：

一是中介合同关系。平台方充当中间角色，只提供信息平台。实际用工方在平台发布用工信息，提供劳务者利用其自身的技术、设备完成工作任务，最后由实际用工方验收后，自行或委托平台方支付报酬。平台方与提供劳务者之间构成中介合同关系，接受提供劳务的实际用工方与提供劳务者存在劳务雇佣关系。

二是劳动合同关系。提供劳务者直接为平台方提供劳务并接受平台方管理，如工作时需穿着平台方统一发放的制服、佩戴平台方工牌等，由平台方对提供劳务者进行考核、发放工资，则双方存在直接劳动关系，由平台方承担用人单位责任。

三是劳务分包关系。当提供劳务者享有完全自主权，自行在平台注册成为用户，并通过平台承接和处理订单任务时，为真正的共享经济意义上的互联网平台用工，如网约车司机、代驾司机、外卖员等，这区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的“劳动者”概念。

在网络平台用工模式下，劳动者要注意辨别签订的合同性质，最好与用工方直接订立合同，谨防陷入“迷魂阵”；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防止被他人窃取后随意在网络用工平台注册；在“求偿无门”时，要及时向劳动执法部门反映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