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会有少部分医疗纠纷案件起诉到法院，其中又有一部分调解结案，调解结案对医患双方都有好处，法院也乐见双方调解成功，提高结案率

一、在法院调解结案的好处。

1.民事调解书不公开。

法院的判决书，一般除非涉及未成年人及个人隐私的，都会公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并且国家企业信息查询网上也可以查到诉讼信息，对患方个人，对医院，对责任医生，都会有一定影响，而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则不公开。

2.节省时间，赔偿到账快。

达成调解协议后，赔偿款一般可马上到账，也不能上诉，更不需要强制执行，省去了很多漫长的程序，也避免了医院不履行生效判决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是患方比医方更愿意看到的一点。

3.不用担心法官怎么判，避免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的司法现状，法官的裁量权非常大，即便有鉴定结论，也担心法官以不利于己方的系数判决；同时如果是在鉴定前调解，那鉴定机构的结论是更不好把握，而且会不会受理都不一定；而调解是基于双方意思自治的，法官虽然会给双方施加压力，但也没有强制权力；所以，当眼前有可以确定的结果时，调解的诱惑是比较强的。

二、调解的基础。

1.双方都有意调解。

调解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也不是纠缠法官一定要调解就能达到目的事，必须医患双方都有调解意愿。实践中，很多案件起诉到法院后，其实双方已经纠缠很久了，也积累了不少怨气，都希望通过判决让对方“后悔”或受到“惩罚”，这种情况下是没法调解的，只有双方能理性地看待这个案件的时候，都认为判决有可能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先前对方提出的条件再争取一下有可能比判决结果好的时候，才有调解的基础。

2.案件双方争议不太大。

如果案件本身争议不大，医院内部认可存在医疗损害，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而患方也基本清楚了医方的过错所在，也充分了解到医院该承担的赔偿责任的大小，这时候调解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如果医方认为患方基本上会败诉，而患方认为医院需要承担很大的赔偿责任，那调解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3.不确定性因素大。

咋看这一点好像和双方争议不大相矛盾，其实不然，当双方都对案件的结果没有把握时，都担心出现不利于自己的结果时，这并不是争议大，反而是双方都有相同的想法，这时候调解意愿高。例如患方掌握有医方伪造病历的证据，但是医患双方都不知道法官会不会认定存在伪造病历，这是不确定性最大的情形：医方认为可能会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认定伪造病历还要承担行政责任；患方又会认为医院可能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果严重，会积极公关法官，而主张伪造病历是无法做鉴定的，那就有可能完败；这个时候，法官是比较容易促成调解的，因为双方都看着法官的态度。

三、患方调解技巧。

1.琢磨法官心理。

在法院调解，法官虽然不能强制达成调解协议，但是作用是极大的，因为调解不成，法官就会判，所以如果法官暗示一方当事人不接受某一调解方案，就会如何判决，或让案件进入鉴定程序，那对一方当事人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经常会遇到法官这样对患方说，你要求的这个金额我是不可能判这么多的，都没有这样的判例；或者对医院说，患方这个要求不会比我判的多。

那么如何去琢磨法官心理呢？当一个案件让法官觉得是个疑难案件、社会影响大、双方都难以接受判决结果、双方都找熟人打招呼的时候，法官是很想促成调解的；当患方怨气很大，或受到的损害很严重，或社会舆论偏向患方，法官是会尽量给医院施加压力按患方意愿赔偿的；当医院调解意愿低，过错不太明显，患方姿态低时，法官又会给患方施加压力降低预期；而如果法官执意促成调解，这是对患方很有利的，因为法官要给医院施加压力比给患方施加压力容易多了，医院不敢得罪法官，但是患者可以，“光脚不怕穿鞋的”，这个时候，患方应该坚持自己的诉求。

2.琢磨医方心理。

琢磨医方心理非常重要，这需要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去掌握。例如医院如果在评级，那肯定不希望有不利于医院的鉴定结果、判决结果出现；例如医院是初建的民营医院，那肯定不希望有诉讼信息、判决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书被公开；例如责任医生是个非常有知名度的医生，而犯的过错比较低级的话，是很想调解的；例如这个医院是历来比较愿意协商处理纠纷的，特别是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女性医生多，调解意愿高；例如整个纠纷处理过程中，医方态度都是比较友好的，都有医务人员参与的（不是只有律师参与），那说明医方很在乎结果，调解意愿也高。

以上是琢磨医院的调解意愿，那如何琢磨医院的调解预期呢（愿意赔偿的金额）？医院一般会有意无意的透露一些信息，例如某个工作人员说：“假设我们按同等责任赔偿，那也达不到你这个金额呀，何况院领导不同意同等责任”，其实这代表医院愿意在同等责任的基础上谈赔偿；如果双方僵持，而医院又不愿意案件程序推进，例如迟迟不交完整病历鉴定，这代表医院还会在最近一次提出的金额上有提高，但是又不情愿按患方的方案赔偿，患方则只需稍作让步即可；如果医方在调解过程中不主动联系患方（一般都会这样），但法官又不断打电话要患方再让一点再让一点，这个法官其实很可能是医院的“代理人”，因为双方都不偏袒的法官是不会只揪住一方当事人反复磨的，这个时候患方最好是坚持自己的诉求；如果医院让步的金额与患方的让步是成比例的，例如双方的差距有20万（医方只愿20万，患方要求40万），患方降低2万后，医方提高4万，那么双方在32-33万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一般医院给承办案件的律师或医务科工作人员的权限是一个整数，例如授权在40万以下谈，而这个承办人在40万以下谈是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的，他只想案子快点结案，如果患方了解到这个信息，那一定要求在40万以上谈，根据林律师的实践经验，患方是可以争取到40万以上的，如果患方不知道这个信息，那在拉锯的过程中，是可以慢慢猜测到这个权限整数是多少。

3.患方要清楚自己的形势。

患方必须比较清楚的评估医院的责任、客观的鉴定或判决结果，一般想调解结案，患方是弱势的，坚持客观公正的判决结果以上的赔偿是不科学的，因为大部分医院并不担心判决公开，而且有不少套路来影响鉴定或判决结果，同时医院的律师也不是吃素的，可以评估出可能的鉴定或判决结果。所以，患方在客观、公正的判决金额之下调解结案为妥。

患方也必须清楚己方的不利因素，例如没有尸检、案情复杂、医院过错不明显，这就有可能鉴定机构不受理，多家机构均不受理后，法院是会终止委托鉴定的，患方很有可能败诉，如果是这种局面，患方应当尽量调低赔偿预期。

患方还要清楚司法环境，特别是可选鉴定机构的“性格”，是容易退卷，还是向来偏向医院，还是不专业？林律师对于某些法院的案件或某些省份的案件，是不太愿意承办的，可选的鉴定机构就那么几家，或者地方保护主义强，案件结果一般都不好看。

最后，患方还要清楚病人的情况，病人能不能等到判决结果出来（很多病人有多种基础疾病，因为医损导致的伤残主张赔偿，但如果患者因为其他疾病死亡，那就无法主张赔偿了，例如植物人纠纷）？伤残等级会不会在鉴定的时候比现在要低（患者虽已过伤残鉴定时限，但经过康复治疗功能障碍不断好转）？还要评估医院会不会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跑路？医院有没有支付能力？

总之，医疗纠纷在法院调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更需要技巧，建议委托专业的医疗纠纷律师代理，会使调解的成功率更高，获得的权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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