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行业可能都会有被误解的地方，或者说是外人对这个行业的偏见和不理解，作为法律行业，从事法律服务以来，自己也曾不止一次的被人问道：为什么律师要替坏人辩护呢？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是，律师为了赚钱，赚黑钱，赚犯罪分子的钱！不可否认，律师也要生存，也需要在服务他人的同时养活自己，但仅仅从这狭隘的经济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视乎找不到合适的答案，因为律师完全可以去做收入更高更轻松的民商事案件，而不是为“坏人”说话。

  或许我们应该跳出角色的狭隘角度，站在更高的视角去审视这个问题，如此不难发现，其实律师最重要的是发挥他的角色所赋予的体制价值，而不是只看到他在为单独的个体发言。正像亚历克斯.麦克布赖德在《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一书中所说的：“律师的辩护职责与职业伦理，对应的是他的体制角色。”而我们所说的这个体制角色，是相对于国家，相对于法律制度，相对于司法程序，相对于这个社会结构和分工而言的，正如罗翔老师在《圆圈正义》中所表达的，就像“圆”一样，客观上是存在绝对的圆的，但是目前的人类却无法画出来绝对的圆，但这并不妨碍人类去追求绝对的圆，追求完美的圆，同样的，客观上也应存在绝对的公平正义，但是因为人类的局限性，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绝对的公平正义，但也正是人类承认自身的有限性，才会允许在追求公平正义时存在一定比例的偏差和错误，但是同时又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客观公平正义，那么就要把这些人为的偏差和错误降到最低，尽可能的低。这时候就体现了律师存在的价值，律师此时所饰演的角色不再是单纯的为一个所谓的“好人”或者“坏人”个体去辩护，他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个案去完善司法程序、维护法律尊严、尽可能避免错误或者说是降低错误，最大程度的纠正人类这个画圆的画笔出现偏差的能力。试想，如果一个所谓的坏人，法律、司法程序都能保障他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都能让他得到律师的辩护和帮助，那么当有一天，一个无辜的好人被冤枉成坏人时，律师是不是同样可以为他提供帮助和辩护，从而最大可能的为他洗刷冤屈呢？

  退一步说，我们又该如何评判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拿最近几年的“昆山龙哥砍人案”，持刀追砍他人的一定是“坏人”吗？逃避追砍的一定是“好人”吗？要是有一天好人被冤枉成了坏人了呢？你可能会觉得所谓的“好人”怎么会被冤枉成犯罪呢？我们有警察，有检察院，再不济还有法院，再说了，有这么多社会大众呢，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大家还分辨不出来吗？但是有没有想过，当一个国家和社会需要大众用普遍善恶去评判一个人是否有罪时，这和传承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官老爷断案制度又有什么区别呢，衙门老爷一张嘴，便决人生死，恐怕冤假错案只会更多吧？另外，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任何人在没有经过法院审判之前都是无罪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审判前“坏人”被叫做犯罪嫌疑人，审判后才会叫做犯人。可即便经过现代法律和和司法制度的层层筛选，我国的冤假错案仍屡见不鲜，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奸杀案、张玉环杀人案、赵作海杀人案，佘祥林杀妻案......这一个个冤假错案可不是所有人都等来了“亡者归来”从而实现沉冤昭雪，有些则是以生命作为代价，为法治地进步做了基石和边界。为了防止悲剧的再发生，为了降低冤假错案的出现，发挥律师的体制作用，便成了有力的途径之一，只有当所谓“坏人”的权益都被法律和社会极尽保护的时候，好人遭受冤屈的可能性才会极大地减少和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