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这个职业，在很多人眼里颇具神秘色彩，甚至曾有人误解律师像侦探一样去“侦查”事实的真相。实际上则不然。律师需取证，却与侦探不同。六年前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当事人与其前任代理律师之间因取证上的分歧产生了严重障碍，这也才促使我最终成了该案的代理人。

奇怪的借款

案情看来很简单：我当事人的妻子在两年内分三次举借了共计八十余万元，最后一次借款后的半年，双方签定了一张还款承诺书，确认了三次借款的时间、金额以及还款时间。而还款期限已过，于是，债权人就将我的当事人和他借款的妻子告上了法庭。当事人对案件的重视程度让我明白他是不愿对这笔借款承担责任的。从证据上看，他没有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字，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在于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若能突破这一点，那么，这笔借款当属其妻的个人债务。简单分析后，我感觉胸有成竹，便约见了当事人。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事人很肯定地说，他的妻子并没有借钱，而是与人串通想借此方式将夫妻共有财产据为己有。我不解地问道，如果夫妻双方离婚也完全可以提出分割共有财产，何至于需要捏造一个借贷关系？当事人解释道，他们夫妻二人的共有财产是一套价值七八十万的房子。如果离婚分割，妻子最多能得四十万，而编一个借款关系，就能直接分得八十万。而后当事人则讲述了他关于借款的种种猜测：当事人并不认识债权人，其妻的借款也并未用于当事人开公司、买房子等大宗家庭开销。更有甚者，在他开公司、买房子期间，妻子不仅未出分文，甚至还闹离婚闹得如火如荼，因为法院最终不予判决离婚，离婚才被搁置。而后，其妻多次与当事人发生争吵，甚至还惊动了当地派出所。

一对正在闹离婚闹上法庭的夫妻，妻子又怎会借钱用于丈夫开公司、买房子呢？简单的交流之后，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这是一起金额不大，但是难度不小的案子。对方精心策划，将案中的证据、理由进行了通盘考虑，即使我的当事人长了一千张嘴，却苦于没有证据支持自己的抗辩。忽然，他恳求我说，他已从朋友那儿打听到妻子的一个住址，要求我去“蹲点”侦查其妻的情况。很显然，当事人把律师等同于侦探机构了。我记下了地址，让他等我的消息。

复杂的取证过程

我反复查看了当事人的资料信息，直觉告诉我，他并没有说谎。于是，我开始了第一轮的取证工作。按其提供的住址，我在房交所查到，房屋并不是债权人的；再到住址实地调查，物管和保安并不知债券人，于是，这条线索中断了。随后，我又前往夫妻二人住处所在的派出所，抄录了出警记录，再到法院调取了他们离婚案件的记录，确认借款期间他们确实在进行离婚诉讼。初步搜集了证据后，我制定了应诉策略。

我一直相信，任何虚假的事情，即使编造得再完美，也会有破绽。庭审那天，原告方只委托人出庭，而当事人的妻子作为第一被告则准时出庭。不出所料，对方的策略是对于借款的事实通过还款承诺书予以证明，由第一被告承认收到。既然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对借贷事实没有争议，似乎案件没有悬念了。可我的当事人作为第二被告，却半路杀出对整个借贷事实提出了质疑。首先，从原告描述的借款事实分析，两年间三次借款，且前一次分文未还，又继续举借，不符合常情。而证据中并没有借款当时的借条，只有一张还款承诺书，显然是刻意作出的安排；其次，每次二十多万元的借款，对普通人而言，不是小数，每次都通过现金支付，不符合常情；第三，从原告的年龄分析，在第一次借款时才19岁，何来如此的财力；第四，从借款的时间分析，当时，我的当事人与其妻正焦灼地打着离婚官司，怎么会共同举债用于共同生活？若任何一项单独出现，或许还能说是巧合，但当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案件中，仍解释为巧合的话，则无疑是在挑战常识。

我陈述完观点后，法庭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很显然，法院最初也认为是一起简单明了的借贷纠纷，于是采取了简易程序处理。但当承办法官听完我们的观点后，发现事实并不若想象的简单。法官沉思了一会，隧询问原告代理人，原告本人是否能到庭澄清质疑。原告代理人以原告在外长期出差为由婉拒了到庭的要求。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可以不亲自出庭，但对于涉及事实真实性核实问题上不愿出庭，则进一步强化了有意回避的事实。法官略皱眉头，继续要求原告方提供用于每次借款的资金来源证明。而原告委托人却认为，原告与第一被告已经就借款事实进行了确认，举证责任已完成，不需要进一步证明款项来源。代理人甚至进一步说了一句画蛇添足的话：原告虽年轻，但也可能其父母或丈夫有经济能力，不能就此就得出结论说原告没有借款能力。法官对此解释很不满，并表示法院有权对举证责任进行分配，是否举示是个人的权利，但也可能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最终，面对双方截然不同的说辞，法官无法当庭作出准确判断，宣布休庭，择日继续审理。

第一次开庭结果令人满意，虽然没让法官完全接受我方观点，但至少已撼动了原告方自认为圆满的事实和证据。但同时我也很清楚，观点必须用证据来说话，否则前功尽弃。那么，该从哪个角度举证呢？我决定从原告的经济能力上找破绽。如果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一个人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可供外借，而原告抗辩说自己有那么多钱，那么举证责任就发生了转移，原告就应当完成对资金来源的证明。如果原告无法证明资金来源，就无法完成举证责任，那么，举证不能的后果自然由原告承担了。

确定思路后，我立即展开行动。根据原告的基本身份信息，我找到她出生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重庆偏远农村家庭，住着低矮而陈旧的房屋。我们走访了她的邻居，了解了她从初中毕业到重庆一所职业技术类学校读书的情况，在她19岁这个年纪，邻居们从没听过她“赚了钱”或者“嫁了金龟婿”的说法。照此看来，19岁的她不可能有能力借给别人80万元。我们搜集了笔录，拍了照片、录像，离开了她的家乡。随后又走访了当地的派出所，核实了她的身份情况，并且了解到她是未婚，这与原告委托人在庭上说的“她丈夫有经济能力”的说法相悖，我把这份证据也递交给法庭。

由于有了这些证据，第二次开庭便有了更足的底气。当我对取证工作的全过程进行陈述的时候，法官也不住大加赞赏。代理律师是否努力工作，其实法官也能看到，这对于案件的审理同样有积极作用。法官认真地审阅了我们提交的照片、证人笔录、录像，我甚至能明显感觉到法官已在内心确信了我们的观点。其实，即使案子再复杂，在庭审中经过双方的陈述、举证质证，主审法官是可以准确判断出事情的真相，因此，西方国家历来沿用法官自由心证对案件作出裁判。面对我们提交的证据，原告代理人明显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陈述时也没了最初的理直气壮。无法说明资金来源，成为原告方的硬伤，面对法院对于原告经济能力的一再追问，代理人的回避和辩解显得苍白无力。法院宣布择日宣判。

案件最终胜诉，客户自然有一番感谢的话。但在谈到律师取证时，我向他郑重解释，律师不是侦探，不能要求律师做侦探的工作，法院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对证据的要求采取优势证据原则，不要求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但一个尽责的律师，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搜集和查询对案件有利的证据，呈现给法庭，而找寻证据的过程，如同一次探寻真相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