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一审被告）：芜湖市X区Y镇迎江村委会X村民组

代表人：马美霞 村民组长

代表人：李传凤 村民组长

代理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法律顾问处 张争先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玉香，女，汉族，住芜湖市X区Y镇迎江村委会大丁自然组81号。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智，男，汉族，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丁明（陈智的父亲），男，汉族，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丁竹，女，汉族，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丁明（丁竹的父亲），男，汉族，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芬，女，汉族，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雨晴，女，汉族，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丁云（雨晴的父亲），男，汉族，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冉，女，汉族，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丁云（雨晴的父亲），男，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因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不服X区人民法院（2013）X民一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理由

一、 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因程序违法导致实体判决错误。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被告X村民组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书第2页第17-18行）。被告X村民组因未到庭未能进行质证（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3行）。根据判决书描叙，本案件应属于缺席判决，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本案不符合缺席判决的法定要件，即当时实际情况是被告因误判认为本案在沈巷镇第八法庭审理，而非区第八法庭。作为第一次打官司的农民，毕竟对法庭相关信息知之甚少，但是他们却准时到达沈巷镇第八法庭，后电话证实在区第八法庭，又急忙赶往开庭，但是法院只组织简单调解，并没有开展实质性的审理，仅依据被告一份答辩状，做出未到庭的判决，不知法律依据何在？是缺席判决吗？又找不到被告存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的事实，难以自圆其说。正由于程序违法，变相剥夺了被告X村民组的诉讼权利，导致本案在下列事实的认定、乃至法律适用错误不断。

二、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明显不足。

由于程序违法，剥夺了被告的举证、质证权利，认证事实存在重大错误。

（一） 遗漏重要证据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被告X村民组因未到庭未能进行质证（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3行）。被告在答辩期间内向一审院提交答辩状一份：1、原告玉香、陈芬结婚证系伪造，户口为非农业；2、原告玉香以及丈夫丁明、陈芬以及丈夫丁伍一直在四川打工，安家落户，在被告没有承担村民义务。2010年，六原告将户口迁入被告处为的是分补偿款，而且被告并不知情，只同意给六原告每人15000元。（简单择抄，具体见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4-11行）。但是，一审法院对被告答辩理由并没有认真法庭质证，而是蜻蜓点水，遗漏了原告在被告没有承担村民义务，户口非农业以及原告入户被告知情权等重要质证意见，明显偏袒原告一方。

（二）事实认定浮浅缺乏可信度。一审法院对原告玉香、陈芬原户口所在的四川省村、镇出具的娘家承包地被收回，原告陈智、丁竹、雨晴、陈雨自出生在安徽生活等事实予以确认（简单择抄，具体见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4-11行），上诉人认为该确认缺乏事实依据，原告陈玉香、陈玉芬原户口所在的四川省村、镇出具的娘家承包地是否被收回，应该有村、镇两级制式文件，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业承包合同书》为证明，否则难以证明承包地在2013年4月26日前是否被收回的事实; 另外，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之规定，承包期内（30年），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现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承包地被收回，无论在事实，还是法律上均无法成立, 原告的证据可能涉嫌伪造，恳请法院调查核实并依法作出处理。

至于原告陈智、丁竹、雨晴、陈雨自出生在安徽生活等事实，更是匪夷所思，以原告陈智为例，他出生于1999年11月4日，现已经14 周岁，难道14年前一出生就生活在沈巷镇迎江村，如果是事实，何必其户口要到2010年6月迁入被告所在地呢？被告所在地村民、学校都能证明原告虚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只听凭原告一面之辞，缺乏起码的事实根据。

（三）被告资格认定不全。原告认为被告X村民组的2013年4月24日分配方案，暂时不给予分配，侵犯自己权益而起诉。上诉人认为，该分配方案经过民主程序，集中了大家意见，是集体决策的结果，而且不是被告X村民组一家签字确定，其中包括上一级组织的迎江村村委会、沈巷镇房屋征收办公室等多家单位，具体见《Y镇迎江村委会X村民组征地补偿款分配表》第3页，而原告仅以X村民组为被告，一审法院没有追加其他被告或第三人，不利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调查，很难得到公正的结论。

（四）补偿方案把握不准。2013年4月24的《Y镇迎江村委会X村民组征地补偿款分配表》第3页第3项明确，对一审原告的补偿是暂时不给予分配，而不是不给予分配。至于如何分配，数额多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应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民主决策，由组织成员依法三分之二作出决定。这不是对原告的歧视，而是对大家的一种公平。因该方案对本村姑娘出嫁户口未迁、丁祖义儿媳等特殊情况，也是区别情况不同处理，并非仅针对原告一方。2012年10月28日，X村民组全体村民决议，凡是3年内户口迁入的村民，不享受征地补偿款；但是考虑到各方面实际，2013年7月14日，X村民组经过协商又出台一个分配方案，对于原告因户口迁入时间等进行协商，得出给原告每人15000元的补偿决定，而且得到三分之二以上多数人同意，符合法定程序，具有法定效力。现一审法院无视集体经济组织基本自治权，曲解补偿方案本义，复杂问题简单化，随意代表X村民组更改和处置分配方案，实属不当。

三、 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

一审法院判决的依据是《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但是，该司法解释并没有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应份额”等关键词作出权威解释，而一审判决仅凭户籍标准进行表面认定，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难以服众。

（一）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

一审判决自己也认为，在处理土地补偿等分配案件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一般以户籍取得为基本原则，同时兼顾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生产、生活等情形（简单择抄，具体见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11-17行），从中可以看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界定是非常复杂、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对于没有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要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民主决策功能，保证公平、公开，维护各方权益。

尽管原告户籍已迁移到被告处，具备村民资格，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等于“村民”。村民是村委会组织使用的概念，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则是与财产相联系的经济权益。是村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未必有分享集体财产权益的权利；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必然是村民，但是，是村民未必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原告长期在云南生活，而2008年、2009年X区Y镇迎江村开始征地拆迁，原告知晓此事后，2010年才慌忙迁户到被告处，该行为明显带有功利性，若原告与长期生活在本处的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受同等补偿款，实属不公平，难以得到全体成员的信服。在大量司法实践中，对此也是综合判断和决定，决非以户籍为单一标准进行分配。何况原告玉香的丈夫丁明、陈芬的丈夫丁云长期生活在四川，尽管户籍留在被告处，但是长期不承担村民义务，属于“空挂户”，按照《安徽省高级法院关于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指导意见》规定，被告可协议不予以分配补偿款，但是被告以人为本，还是给予原告玉香的丈夫丁伍、陈玉芬的丈夫丁伍全额补偿。因此，上诉人认为，对于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综合各类情况，不能简单化。

（二） 司法解释 “相应的份额” 的理解

《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以支持。该解释没有用“同等份额”、“相同份额”、“类似份额”等术语，而是用相应份额，反映立法者对分配份额问题的准确把握。因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团体性、合作性特色明显，为集体公事不同成员相互辅助，互相支持非常普遍，而在该集体组织中存在时间长短，对集体组织履行义务情况，经常成为集体分配利益的重要标准和尺度，而不是一味以人头为分配标准。一审法院曲解了该司法解释的本义，把“相应份额”理解为“同等份额”、“相同份额”、“类似份额”，为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在符合开庭审理条件下，却虚构事实，以被告未到庭为由，行使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缺席判决，导致案件部分事实无法查清；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一审法院遗漏重要证据的质证意见，事实认定浮浅缺乏可信度，被告资格认定不全，补偿方案认定不准；对法律规定片面化、单一化，适用法律不当。敬请二审法院认真查明事实，尊重客观现实和村民集体呼声，既以人为本，又公平合理，对一审原告补偿款分配做出合情合理的判决。

此致

XX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迎江村委会X村民组

2013年12月18日

附： 1、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

2、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书

3、证人证言

4、2012年10月28 日、2013年7月14 日村民小组分配决议

5、 一审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