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一外地施工企业向我咨询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我的当事人系工程承包方，工程基本施工完毕，但未进行竣工验收，双方仅就工程土建方面进行了对量，未进行任何结算。由于继续施工尚需垫资近百万，本身就担心前期垫付的工程款难以追讨，继续施工恐更是血本无归，我的当事人干脆停工。虽然我很理解当事人的心情，但出于职业道德，我告诉当事人现在起诉还不具备条件，但当事人主张现在必须起诉，认为起诉可以迫使对方来协商。随后我们进入诉讼程序，由于涉案金额高达千万，受理法院为市第二中级法院。因为是在本地办案，经过律师的上下协调，立案和送达传票都进行得很快。但对方收到传票后并未表现出愿意协商的态度。很显然，以诉促谈并未产生明显效果。但是对方还是委托了代理人，有了律师介入，律师之间沟通比当事人要融洽得多。我知道这个案件继续审下去肯定会败诉。如果这样，后果就十分严重了。法官在庭审前也善意地提醒我们看能否协商解决。毕竟还没有开庭，我力促当事人与对方协商，因为从与对方交涉过程中，我感觉到对方还是愿意协商解决的。经过反复的沟通，在庭审即将启动之前，我们双方代理人在法庭上达成了和解协议：对方同意先支付一部分工程款，而且就工程量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同意自签订协议之日起两个月提供结算方案，否则我方有权再次起诉。起诉又撤诉，为下次起诉作好协议铺垫。撤诉之后，对方部分冻兑现了承诺，但由于我方当事人固执地认为移交工程竣工资料会失去主动权，迟迟未能按照律师部署移交工程相关资料，这给第二次诉讼埋下了隐患。由于原来协议约定的期限界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明显低于我方当事人预期，我方当事人甚至早就有些报怨说，协议没用，对方不会兑现的，官司还得再打。我说，官司当然要打，但第一次诉讼明显时机不当，见好就撤既是给对方面子，实际更是给自己增加诉讼的条件和理由。协议约定的时间刚到，我们又启动了第二次诉讼。我方当事人因为经历第一次诉讼的波折，还专门将总公司的法律团队请到重庆来商讨。当时我就提出，如果对方提出质量问题我们怎么应付，总公司的律师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归结到是对方的原因没有竣工验收，所以不影响。但庭审证明我的担心有道理，庭审中对方代理人还是很友善，指出未竣工验收的责任双方都有，但指出我方未将竣工验收资料移交给对方。法官据此，指出工程质量问题必须要先行解决，除非对方认可不提出工程质量抗辩，否则由我们承担不利后果。庭审至此，因为当事人的固执和法律上的无知，我们再次陷入了被动。还好，我们和对方代理人协商的余地还有。法官限我们一个月时间内协商工程质量问题。经过律师之间的反复沟通，我们又就质量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对方代理人称只要双方说好了就行了，但我坚持告诉我的当事人，必须再签订一个专门的协议。最终，质量问题通过协议解决了，当然，我们也付出代价：对方要求我方当事人承担工程质量鉴定一半的费用（对方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准备通过质量鉴定来代替工程竣工验收）。为了更大的工程款利益，我的当事人也很清楚，这只是暂时的而且是不得不作出的让步！再次开庭的时侯，由于质量问题已经解决，案件直接进入了司法鉴定程序。鉴定结果如何，非律师能左右，但将一个本来问题多的合同纠纷，最终引入了一条可以诉讼解决的道路，我们费尽了心思，只能步步为营，最终柳暗花明！长达两年的重负，终于在今日可以轻松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