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产专业律师靳(jin)双权专业代理房产买卖、借名买房、房产继承、确权、拆迁房产纠纷，腾退房屋、公房纠纷、央产房、军产房，离婚房产分割等房产案件。从业十七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原告诉称

原告朱某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s号民事调解书；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9年与被告周某桂、孙某涛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二被告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A室房屋产权及房屋享有的全部权利出售给原告；购房总款为220万元（原告已于2019年8月12日向二被告支付定金20万元，于签订合同当日支付200万元，其中：现金10万元、转账190万元）；因该房屋性质为地区腾退拆迁安置回迁房，尚未办理产权证，二被告将该房屋产权所有手续资料交付原告，并约定待政策允许可以办理产权登记时，二被告应及时无条件协助原告办理产权登记、过户手续及房产证、土地证及其过户手续；二被告同时承诺该房屋无司法查封、抵押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形。

合同签订当日，二被告将涉案房屋交付原告，原告使用至今。今年5月，被告杨某达突然联系原告，要求原告向其交付涉案房屋，并向原告出具了一份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s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系三被告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约定：被告周某桂、孙某涛与原告杨某达于2015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被告周某桂、孙某涛于2021年6月1日将涉案房屋交付杨某达，该房屋自该日起归杨某达居住使用，产生的收益均归杨某达所有；房屋符合办理权属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周某桂、孙某涛应配合杨某达办理房屋的权属登记及过户手续。

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周某桂、孙某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按合同约定付清全部购房款、二被告已于签订合同当日向原告交付房屋，且二人在签订合同时亦向原告承诺涉案房屋无司法查封、抵押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形，据此，三被告之间于今年才达成的调解协议明显存在刻意隐瞒事实、恶意诉讼情形，致使法院作出的调解书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

被告杨某达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孙某涛2014年5月20日、2015年2月19日两次向杨某达借款共计180万元，由于无法偿还，2015年11月19日孙某涛、周某桂共同与杨某达签订协议书，约定以房抵债，将涉案房屋归杨某达所有，但该协议签订后，由于孙某涛、周某桂一直没有交付房屋，2020年年底，杨某达向顺义法院提起了诉讼，后调解结案，顺义法院出具了s号调解书，确定了杨某达对涉案房屋的权利，杨某达、原告都是债权人，但杨某达的时间早于原告的时间，理应优于原告实现权利，现在有司法确认的调解书为证，不应撤销。

被告孙某涛辩称，我同意撤销调解书，但是我要与杨某达沟通，毕竟涉及我与杨某达的债务，我收到朱某杰交的房款了，该配合过户配合过户，我与杨某达的债务另行协商，所有的法律后果由我承担。

被告周某桂辩称，同意撤销调解书，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查明

周某桂与孙某涛系母子关系。朱某慧系朱某杰之女。

2021年1月28日，杨某达将孙某涛和周某桂起诉至本院，要求：1.判令双方于2015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2.判令二被告依约向原告交付北京市朝阳区A室房屋；3.二被告依约在北京市朝阳区A室房产证下发一个月内配合原告杨某达办理相关房产过户手续；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5月20日，被告一孙某涛向原告杨某达借款987000元，并有《借条》为证。2015年2月19日，被告一孙某涛又一次向原告杨某达借款800000元，也有《借条》为证，但被告一两次未依约还款。2015年10月19日，在被告一无力偿还原告杨某达债务的情况下，将家里的没有取得房产证的回迁房以房抵债，签订《协议书》约定归原告杨某达所有。

被告二周某桂是被告一孙某涛的母亲，也在双方协议上签字认可。但时至今日，二被告依然没有实际交付房屋，原告无法实现债权利益。周某桂本人未出庭，孙某涛持周某桂出具的委托手续参加了诉讼。2021年4月15日，本院作出了s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如下：一、被告孙某涛、周某桂与原告杨某达于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二、被告孙某涛、周某桂于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A室房屋交付原告杨某达；该房屋自该日起归原告杨某达居住使用，房屋所产生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租金、出售款项）均归原告杨某达所有，与被告孙某涛、周某桂无关；三、位于北京市朝阳区A室房屋符合办理权属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孙某涛、周某桂应配合原告杨某达办理该房屋的权属登记及过户手续。2021年6月18日，朱某杰持诉称事实及理由起诉至本院，形成本案诉争。

2010年3月9日，北京市C公司（甲方、转让方）与周某桂（乙方、受让方）签订《腾退居民定向安置购房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本案涉诉房屋转让给乙方，2012年3月9日前交付。同时双方签订补充协议。2012年12月13日，北京市C公司出具收据，收到周某桂补交的房款。

2019年8月19日，卖方（甲方）周某桂、孙某涛与买方（乙方）朱某杰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A室（以下简称A室房屋）出售给朱某杰，价格为440万元，尾部有见证人宋某佳、金某贤签字。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涉诉房屋总价款为440万元，乙方已经于2019年8月12日交给甲方定金20万元，余款一次性付清。《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自行办理物业交割，同时约定因出售的房屋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待到办理兹相关证件时甲方应当主动积极配合乙方办理相关事宜，如届时该房屋存在产权纠纷，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退还乙方购房时的全部房款，同时支付下房本时市场评估价的200%作为补偿金。同日，孙某涛出具同意出售证明，同意周某桂出售本案涉诉房屋。2019年8月19日，朱某慧通过银行转账转给孙某涛190万元。

朱某杰称介绍人金某贤说有一套房子出卖，其看完房子之后就说要买，给了周某桂10万元定金，因孙某涛欠别人钱（宋某佳），就从孙某涛那拿走了5万元，2019年8月12日在物业办公室给付定金20万元，签订合同当天转账190万元，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440万元是为了防止卖方违约，把合同价款坐高，这样卖方违约金就提高了。朱某杰称在签订合同当天，周某桂和孙某涛将《腾退居民定向安置购房协议书》、补充协议、2012年12月13日出具收据交给其。

杨某达提交了2014年5月20日的借条以及客户回单。借条中借款人为孙某涛，内容为“今向杨某达借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期限为8个月，......所有款项于2015年1月30日一次性还清”。客户回单显示杨某达名下账户2014年5月22日转给王某兰987000元，孙某涛在客户业务回单复印件上手写“孙某涛让杨某达直接转账给王某兰，身份证...孙某涛，日期2014年5月22日”。

杨某达提交了2015年2月19日的借条，借款人为孙某涛，内容为向杨某达借80万元，期限为8个月，以现金方式借款，于2015年10月19日一次性还清。

杨某达提交了2015年10月19日签署的《协议书》，其中甲方为孙某涛、周某桂，乙方为杨某达，内容为：第一条，截止2015年10月19日甲方累计向乙方借款180万元。第二条，借款期限已经到期，甲方现在不能按期还款，甲方将北京市朝阳区A室房屋作价180万元归乙方所有。第三条，签订本合同时甲方将A室房屋及相关办理房屋登记的手续原件一并交与乙方并告知承租人，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甲方将房屋及相关手续交与乙方后，甲乙双方互不相欠，甲方借条作为乙方支付甲方A室房屋房款凭证。……。其中甲方处有“孙某涛”“周某桂”签字及摁印，乙方处有“杨某达”签字及摁手印。

朱某杰除对客户回单认可真实性外，对其余证据均不予认可，称98.7万元是转给了第三人，不排除是孙某涛在事后串通签了借条，2015年2月19日的借条约定现金支付，不符合正常借贷情况，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80万元是如何取得，客户回单不能证明实际借给了孙某涛，《协议书》有涂改，且《协议书》是2015年签署，杨某达到2021年才提起诉讼，过了诉讼时效，在签订协议后6年时间中并没有将房屋交给杨某达。

杨某达称因为签订协议后孙某涛一直推脱，两人是朋友，所以才在多年后提起诉讼，签署《协议书》的时候，孙某涛和周某桂也把本案涉诉房屋除收据外的其他材料给过其，但是后来孙某涛说孩子要上学，需要这些材料，其就把这些材料给孙某涛了。孙某涛认可杨某达提交的所有证据，其确实跟杨某达有钱款交易、借用钱款，王某兰是其一个姐姐，王某兰是代收，王某兰以现金方式将借款给的其，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周某桂对杨某达提交的证据表示不清楚，都是孙某涛和杨某达弄的，杨某达没有跟其说过。

孙某涛表示其将A室房屋的手续都给杨某达了，但A室房屋没有交付给杨某达，因为是朋友，就先把手续给他，房子其先住着，其把钱给杨某达之后杨某达再把手续给其。关于《协议书》，周某桂称《协议书》中的“周某桂”是其签的，但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关于《协议书》中对房屋号的涂改，孙某涛称M室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周某桂，其最开始与杨某达签署的是关于M室房屋的协议，后来其把M室房屋卖掉了，就把A室房屋的手续押给杨某达，并修改了《协议书》中的房号。孙某涛和周某桂均表示M室房屋具体的出售时间和买房人记不清楚了。

杨某达称其与孙某涛2013年认识，2015出借的80万元是其从拆迁款孙某涛就直接把钱拿走了。孙某涛表示借条其认可，双方确实有资金债务上的往来，但现金给付细节其记不清楚了。本院依法查询了杨某达名下银行卡交易明细，未发现取现80万元的记录。杨某达提交了其名下银行交易明细，朱某杰认可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但称从银行流水明细看，不管是时间还是取款金额均与借条中80万元无法对应，且正常情况下出借现金80万元不可能提前半个月取出，且杨某达提交的对账单不完整，2015年2月3日取现后的资金往来不详，杨某达的两个账户大额资金往来频繁，其一旦有大额资金入账，杨某达会在短时间内将该笔资金转出，可以看出杨某达长期利用个人账户从事某项业务，不能证明其取现的100万元以现金方式出借给孙某涛，而是必定另有用途。孙某涛认可本院调取的证据以及杨某达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真实性。周某桂则表示不清楚。

诉讼过程中，本庭询问孙某涛为何在签署《协议书》后又将A室房屋出售给朱某杰，孙某涛表示其只是把A室的手续放在杨某达那押着，等其把房子卖了变现再把钱还给杨某达，其就是想告诉杨某达，让其不要担心，当时调解就是想拖延一下时间，等其有钱了再周转，其和杨某达之间不止180万元，还有别的，其和杨某达是生意伙伴，其认为A室房屋是卖给了朱某杰。

杨某达表示《协议书》是其本人、其妻子、孙某涛和周某桂在A室房屋签署的，周某桂不可能不知情，孙某涛说二人是合作关系，但其跟孙某涛之间都是借款，其手里有很多孙某涛的借据，孙某涛还了一部分，但他从其朋友那里也借了一部分，但是都写在一张条上了。周某桂表示其没有见过杨某达的妻子。

诉讼过程中，对于s号案件中周某桂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孙某涛认可是其母亲本人所写，是其让她写的。周某桂亦表示是其血压高，到不了现场，是孙某涛让其写的，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诉讼过程中，周某桂表示其自A室房屋交付装修之后就开始入住了，直到卖给朱某杰之后于2019年9月份搬出。

朱某杰和杨某达均提交了双方人员与周某桂所做的谈话笔录。杨某达与周某桂2022年9月17日的谈话中，周某桂表示她就记得M室房屋是与杨某达签订的，认为孙某涛与杨某达商量好了卖房，杨某达才把购房合同给孙某涛，孙某涛才把A室房子卖掉的。朱某杰方与周某桂2022年9月9日的谈话中，周某桂说杨某达与孙某涛一块做买卖，卖A室房屋的时候说没有抵押给其他人也看了拆迁的协议，其也跟杨某达说了，其不知道杨某达和孙某涛之间的事情，杨某达也说是他和孙某涛之间的事，不让其管，其不知道孙某涛将A室抵押给杨某达的事情。

朱某杰对周某桂提交的谈话录音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录音中周某桂仅认可与杨某达2015年签订《协议书》涉及的房产为M室房屋签订协议，杨某达和孙某涛在周某桂不知情的情况下恶意处理了周某桂的房产。杨某达认可朱某杰提交的录音的真实性，但称录音中周某桂认可孙某涛欠钱的事实，也能证明孙某涛、周某桂以房抵债的事实，为了交取暖费从杨某达那里把购房合同取回来。

裁判结果

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s号民事调解书。

房产律师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本案中，朱某杰与周某桂、孙某涛就A室房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支付了购房款，且办理了交付手续，朱某杰已经实际占有使用了A室房屋，故杨某达起诉周某桂、孙某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s号民事调解书】，朱某杰对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故朱某杰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首先，孙某涛与杨某达之间系朋友关系，二人曾经合伙做过生意，但杨某达在庭审中又否认双方合作过，称都是借款关系，杨某达未提交证据推翻其反言，法院对其反言不予采信。双方系朋友、生意伙伴之关系。其次，关于《协议书》，周某桂、孙某涛、杨某达均表示该《协议书》在2015年10月19日签署之时“以房抵债”的房屋为M室房屋，此后将M室房屋涂改为A室房屋，基于孙某涛和杨某达之间的关系，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涂改发生在周某桂、孙某涛将A室房屋出售给朱某杰之前，且该《协议书》中并未注明涂改时间。

再次，杨某达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协议书》签订及涂改之后曾经向孙某涛或者周某桂主张过交付A室房屋。因A室房屋为定向安置房，持有原始凭证是作为合同履行以及交付的重要手段，即使按照杨某达所述，孙某涛曾经将A室房屋的相关手续交给其，孙某涛又以其他理由要回，但在此之后其未向孙某涛或者周某桂重新要回A室房屋的相关手续，此情形不符合常理。最后，周某桂表示其认为出售A室房屋是孙某涛和杨某达商量好的，孙某涛表示其要回手续是为了卖A室房屋，还杨某达一部分钱，杨某达在《协议书》签订及涂改之后近6年时间内亦未对A室房屋的现状提出任何异议，因此，杨某达对出售A室房屋不知情不符合常理。

综合以上事实，孙某涛、周某桂在明知A室房屋已经出售给朱某杰的情况下，通过诉讼方式与杨某达达成调解协议，明显存在恶意，为虚假意思表示，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s号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因此，法院对朱某杰主张撤销s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