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诉称

李某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北京市大兴区Q小区2号房屋归李某新所有；2、判令被告张某英协助将北京市大兴区Q小区2号房屋登记至原告李某新名下。

事实与理由：原告母亲李母及父亲李父于20世纪40年代以长子李某军名义购买北京市西城区3号、4号（后改名为8号）住房2处，共12间，此房屋系原告父母亲财产，归原告父母所有，一直由父母亲居住、使用、管理。20世纪60年代间，母亲李母将此两处私房上交给政府，收房单位是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房管所。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西城区房管所根据国家关于清退私房的政策，将8号房屋5间退还给母亲李母。

1993年，母亲李母与北京市J公司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依据协议，给母亲李母补助2套住房，地点在北京市大兴区H村Q小区2号和1号。此二处住宅均为公租房，每月支付租金。我也居住于2号房内，并负责支付租金和赡养母亲。1994年5月，原告出资购买北京市大兴区H村Q小区1号。但购房协议是以原告母亲名义签署。母亲生前，对原告出资购买2号房屋及2号房屋归原告所有并享有产权的事实不持异议，原告的其他各兄弟姐妹包括原告大哥李某军大嫂张某英也不持异议，母亲去世后原告一直居住在2号房内，已有20多年。购2号房当时，母亲年事已高，忽略了办理2号房的产权证，母亲1998年去世后，原告多次申请办理母亲李母名下2号房的产权证未果。

被告辩称

张某英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诉争2号房屋归张某英所有，已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书。该房屋取得的来源原为张某英及配偶李某军所有的8号院拆迁所得，李某军去世后，其份额经公证处公证由张某英继承所有，故最终权利人确定在张某英名下，与原告无关。原告所述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平房产权人为张某英和李某军，登记在李某军的名下，与李母及其他人没有权属关系。

本院查明

1993年11月15日，拆迁人（甲方）北京市J公司与被拆迁人（乙方）李母（李某军）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乙方住址8号，在拆迁范围内有住房5间；安置房屋位于大兴区Q小区1号、2号。协议书乙方处由委托代理人李某珍签字。

签订协议书前，李某军于1993年8月22日出具委托书，委托书内容为：“本人在8号有住房5间，面积68.5平方米，因本人在太原工作，回京办理有关手续实在不便，特委托本人胞妹李某珍全权代我处理。”

1993年11月17日，上述1号、2号房屋交用。

1994年4月28日，李某军出具委托书，载明：“李某军在8号有私房5间，关于产权等事项现均委托其母李母全权处理”。

1994年5月3日，售房单位北京市J公司与李母签订《居民购房协议书》，购买Q小区2号住房。

2010年4月28日，李某华（乙方，购房人）与J公司（售房单位）就买卖北京市大兴区H村1室房屋签订《公有住宅买卖合同》，房价款29474元。该房屋已于2010年7月16日登记在李某华名下。

根据张某英提供的北京市志诚公证处的公证书显示，李某军的父亲李父于1993年2月2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母亲李母于1998年9月1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李某军于2013年9月20日死亡，李某军的儿子李宏、女儿李卉表示放弃对李某军遗产的继承权。

裁判结果

驳回李某新的诉讼请求。

房产律师靳双权点评

8号房屋虽登记在李某军名下，但根据相关证据可以判定该房屋系李某军父母李母、李父夫妇原始取得。李母、李父将该房屋办理房屋登记至李某军名下，系赠与还是借名，或是形成共有，双方当事人对各自主张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尚无法确定该房屋的权利人是否仅为李某军及是否有李母、李父的财产份额等。而本案诉争房屋系8号房屋拆迁取得，且生效判决中均明确“如涉及被安置人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相关权利人可另行协商解决”，本案在李母、李父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未参与诉讼且未经法定程序确定8号房屋是否有李母、李父的财产份额的情况下，李某新要求确认诉争房屋归其所有的相关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