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8日，我在工作时，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是一名东北的律师同行，经人介绍找到了我，因为朋友被中山公安跨省抓捕归案。

“具体案情您知道吗？”

“知道，金额并不特别大，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骗的人是公安。”

经详细询问后得知，当事人于某在大连长期从事海产批发生意，在一次交易中，取得了客户的货款后，即转手将货款挪用他用，并未如约发货，面对客户的质问，于某竟然选择拉黑客户。而他不知道的是，被诈骗的对象竟然在中山有多年公安工作经历。案发后不到两周，中山即派了多名干警直接到达大连，兵分两路，一路前往于某居住的岛屿，一路跟踪于某消费信息，最终将于某抓获。

同时，根据了解得知，家属曾经在看守所门口聘请过所谓会见律师，但是一趟会见下来，除了带进去一些家人的慰问以下，并未带出来任何有意义的信息，导致无法对案件目前进展作有效判断。有鉴于此，我要求第一时间先会见当事人，然后再考虑委托事宜。

通过会见，我了解到当事人已经经过讯问3次，并且作出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供述。对此，我先向当事人分析了此类案件中不同供述的法律效果，再对其进行法律辅导，告知其如何避免被逼供、诱供以及作出与自己想要达到的效果不一致的供述。同时，也通过这次的会见，去稳定当事人的情绪，为其排除困惑，告知他辩护人将要做的事情以及案件可能的进展。

会见完毕后，我即撰写了《第一次会见基本情况反馈》，对案件进展在不泄密的前提下进行了概括性陈述，简要分析了案件的辩护方向，并且告知家属可以帮忙的地方。

      很欣慰的是，在了解案件辩护方向后，我取得了于某家人百分百的信任，其不仅仅全权委托我办理该案，并且还根据我的要求，取得了大量直接证据，证明于某不具有诈骗的故意。

在取得相关无罪证据后，我即前往公安机关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书》以及《法律意见书》，被公安机关依法驳回后，我又在案件移送审查逮捕期间前往检察院提交《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以及相关的无罪证据。

最终，在于某被拘留第37天，我接到了于某在看守所门口借用公安手机打来的电话，不予批捕，并且无需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于某彻底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