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阵
开庭日期渐渐临近了，这是一段很难熬的时间。每天，我都在重复思索这案件的每一个细节，反复考虑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否正确。作为甲公司代理律师，面临巨大的压力。我的思路，甲公司里有几人能够理解？案子做成了，谁都没的说，虽然胜诉的几率几乎为零。而案子做砸了，则会成为笑柄。但经过反复思考，我坚信这是甲公司唯一的出路，我也坚信，再强的对手，也有弱点。我已做好准备，等待首战的来临，等待对手破绽露出的时刻。
终于到了开庭的日子，在审判庭外，我最后一次反问自己：没问题吗？没问题了。就这样吗？就这样吧。然后，我走进了审判庭。
庭审开始了，我的猜测得到了充分证实，可以说没有任何悬念。
首先，原告丙公司举证，包括乙公司和丙签的分包协议、丙供料统计表、双方对账单等，最后证明：乙公司欠丙公司工程款150万元。对此，乙公司代理律师的质证意见是全部认可，承认欠款事实及数额。
这样的表演也太拙劣了吧！起码提出个质证意见之类的，也好让别人相信啊。看着乙公司律师在法庭上一本正经的表演，我突然想起了一则笑话：中国演员得不到奥斯卡提名是有原因的，一流的人才都去做律师了。
轮到我们作为第二被告质证了，我们的质证很简单，甲公司与乙公司的建设工程合同里明确约定不许分包，因此原告的证据与甲公司无关，我方不予认可。我心里清楚，这个质证很苍白无力，因为甲公司已经验收并实际使用了该工程，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使乙公司分包无效，只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仍无法避免甲公司承担债务的责任。
原告举证完毕后，二被告举证，证据均是甲公司与乙公司的建设工程合同，不再详述。
法庭开始调查，法官先问原告工程是否已经竣工验收，原告做了肯定回答。法官又问原告工程量及造价等，原告均一一回答。
可当法官问到原告是否有施工资质时，原告却回答没有。这太不应该了，如果分包属实的话，乙公司把工程分包给一个没有资质的公司承建，这将是工程的一个巨大隐患。
法官开始向我发问了：“被告甲公司代理人，该工程是否已经竣工验收？”
“已经竣工验收”。
“是否投入使用？”
“已经使用”。 我如实回答。
法官又问我，甲公司欠付乙公司多少工程款？此时的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感觉法官的思路正是围绕最高法司法解释展开的，而法官的询问也很有技巧，把我所有的出路一条条封死，只剩一条死路摆在面前，我在庭前所作的种种设想及对策均没有派上用场，我很无奈，但这条死路又不得不走。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一会，如实回答：“因乙公司施工负责人下落不明，工程尚未审计，欠付款项未知”。这个我的确不知道，因为没有审计结论确定工程最终造价，我们也不知究竟欠了多少钱。
法官依然不依不饶，再问我：那甲公司付给乙公司多少钱，你总知道吧？
我被逼到绝境了，一旦知道了付款数额，就可以依据原告陈述且第一被告认可的造价计算出欠款数额，我们的连带偿还数额也就确定了。怎么办？人家问你自己花了多少钱，又不牵扯别人家的事，我还能往哪推？那么，就实事求是地回答吗？回答了，就等于认输了，而作为身负甲公司重托的代理律师，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地认输投降呢？那样的话委托人找我代理还有什么用呢？
十秒……二十秒……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法官等着我回答，旁听席的观众一片寂静，另两方代理人用戏谑的眼神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小丑，等着他出洋相。
“不清楚”。审判庭里回荡着我的声音。旁听席传来一片骚动，法官用不解的眼神看着我，而另两方代理人在吃吃地偷笑。
“被告代理人，你们自己付了多少钱还不清楚吗？”法官继续追问。
“不清楚”。我迎着法官的目光，镇定地回答。对于律师而言，当事人的利益高于一切，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是律师最大的正义。就像一位律师所说：在当事人的利益与法律正义相冲突时，律师要做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事，而让良知来维护社会与法律的正义。
“为什么不清楚？”我从法官眼神里读出了一丝鄙视，但我也意识到法官的思路被我打乱了。
“因为甲公司财务部门没有向我提供付款数额”。这纯粹是没理由的理由，没想到却导致了本案一个戏剧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