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冬天，一朋友来电，称其高中同学的家人牵涉一刑案，一审判了一年三个月，刚下判决，想更换辩护人打上诉。朋友问我是否接案。

二审改判的概率比较低，虽然只知道罪名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还不了解具体案情，但这对任何一个律师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对朋友说：可以接，让你同学直接联系我吧。

嫌疑人家属在与我通话后，第二日来到济南，出示了一审判决。经分析判决书，我认为这个案子值得打二审，当然还需要到法院阅卷，并到看守所会见嫌疑人衣某了解案情。家属对我表示信任，痛快办理了委托手续。

联系好一审法官确定阅卷时间后，我动身赴肥城法院；阅卷完毕，随即奔向泰安市看守所进行会见。

根据案卷材料及衣某的陈述，我发现该案的一审判决确实存在不妥之处。衣某明显不是层级较高的组织领导者，而同案比她级别高的嫌疑人，却与之刑期一样。同时，衣某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并非积极参与。

根据刑诉法规定，上诉期只有十日，故时间比较紧张。北方冬季多雾霾，济南到泰安的高速上尤甚；其中一次会见，就因雾霾严重，高速封路，不得已推迟。还好，尽管天气恶劣，没耽误我赴一审法院递交上诉状。

接下来，我开始起草辩护词，并对其反复斟酌推敲。定稿后，我与泰安中院刑庭的法官电联，约好了时间交辩护词，电话中我反复强调衣某在该案中的次要地位，且与同案犯应当区别对待，以体现刑罚评价的差异性。该案二审书面审理。

时间飞逝，眼看就要春节了。某日，二审法官来电，让我准备当地社区矫正证明，并准备好罚金xxx元。不言自明，该案将改判缓刑了。我不敢耽误，即赴衣某户籍所在地社区，开具了相关材料，并嘱咐其家属准备罚金。我再次会见衣某，告诉她：不必准备春节的泡面了（看守所春节期间不提供泡面等，须提前买好）。铁栅栏内的衣某克制地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