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2015年3月13日。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胡女士(化名)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法庭之上了。

这次，她少了些许慌乱与紧张，多了一些镇定与自信。

回想起一年多的维权经历，心中充满了太多的感慨。

2003年，胡女士与村委会签订《村办公室及场地转让合同》，从村委会手中购得约900平米场地，其中包括约500平米已有建筑。同时，胡女士从村委会手中获得了相关的《准予占地通知书》、《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以及《建筑工程施工执照》。后来，胡女士依据获得的相关手续又自建了一部分厂房，一直正常经营。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2014年，当地政府以国际商贸城建设项目为名，准备对当事人的合法房产进行征收。但征收方不仅无法出示证明征收行为合法性的批准文件，给出的拆迁补偿方案更是低的让人无法接受，于是双方一直没有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2014年3月，就在胡女士还在思考着该如何与征收方协商补偿事宜的时候，成都市规划管理局竟向胡女士作出了《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虽然大体上明白这一决定的意思，但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胡女士还拿不准。然而，毕竟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胡女士还是及时向律师咨询。经过简单的电话沟通和详细的面谈，胡女士被京平律师事务所巾帼女将崔凤荣律师专业的分析、诚恳的态度以及负责的精神所深深折服，当即委托京平律师帮助维权。

2014年10月22日，经过精心的准备、激烈的法庭交锋和焦急的等待之后，胡女士和崔律师一起迎来了盼望已久的胜诉判决。

然而，对手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败诉的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在收到判决后立即提起上诉，而且这次还委托了两名律师助阵，可见是志在必得。

但是，我方也是久经沙场，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当然不会被这种阵势吓倒。

交锋

成都市规划管理局的上诉理由与一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没什么区别。

首先，规划局认为胡女士获得的《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及《占地通知书》与涉案房屋不是同一位置。简单地比喻一下，意思就是拿着天安门的规划建设许可证，却在王府井建了房子。规划局的这一主张貌似有点道理，然而却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

其次，法律适用问题。规划局作出《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原告的房屋是2004年之前建设的，被告却依据2008年后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作出该《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即“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通俗地说，就是不能用现在的法律去处罚以前的行为，不能用将来的法律来处罚现在的行为，否则现在就什么也不敢做了，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法律来处罚你现在所做的事情。

决胜

经过我方专业、严谨的质证，从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等专业角度一一反驳了对方的证据。在激烈的辩论中，办案拆迁律师又指出，胡女士的办公室和厂房本来就不是违法建设，相关部门费尽心力要将其认定为违法建筑，无非是想达到低成本拆迁的目的，因此，该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目的本身就是违法的。

最终，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规划局提出《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记载的场地与现在工厂占地位置不一致的上诉主张，因规划局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二、一审法院认定被诉的限期拆违决定书所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关于“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适用旧法，并无不当。上诉人市规划局提出其适用法律正确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 支持。

二审法院主持了正义，维护的法律的尊严，值得称赞。

后记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拆迁过程也是一样。现在的拆迁中，拆迁手段已经是五花八门、不可胜数。大妈拆迁队、艾滋拆迁队已经颠覆了我们的三观，奔驰车大战挖掘机也让我们见识了公权力的强悍与暴力，而本案中的规划局则让我们看到违法行政还可以做得如此专业。但是，无论拆迁方使用什么手段，我们都要坚持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合法维权、合理维权，因为失去了健康和生命，即使拆迁维权成功，也没有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