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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一天，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收统计快报称，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49442.7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收11806亿元，增幅为31.4％。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在内。
西谚云，除了死亡和缴税，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可以确定的事了。税收是国家对全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的能力的体现，过去的5年中，全国税收总量年均增长率为22％，说明中国的国家能力在稳定中有增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结果是税收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降到了10％以下，表现为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降低。学者王绍光和胡鞍钢针对该趋势撰写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国家强力推动分税制改革，“增收”是那次改革最重要的目的。自那以后，税收占GDP的比重开始回升，2006年的数字为18％。2007年的GDP统计结果尚未出炉，但鉴于其增长率要远低于税收的增长率，税收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增长。加上社保、行政性收费等，广义的财政已经占到GDP的1／3，全世界范围看，中国已进入高税收国家的行列。
2007年税收高涨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除了经济一如既往地高速增长之外，还包括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合一、股市活跃贡献的数千亿印花税、征收体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等。财政收入增长率连续多年攀高，背后也隐藏着若干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猛增的税收对再分配的贡献不足，税收体制带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味道。
首先，财政收入增速不仅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更将居民收入的增长抛在了身后，而与此同时，体现二次分配功能、促进社会公正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开支却远未达到让人满意的程度。以教育投入为例，2001年到2005年，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平均年增幅为15.9％，增速看起来不慢，但无奈基数太低，2005年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区区2．82％。“将这一比重提高到4％”已经喊了好多年了，可是至今还停留在十一五规划的奋斗目标上，能否实现尚未可知。
其次，税率设定过高，抑制了经济的活力。进行分税制改革时，税收的实际征收率只有约50％，即有近一半该征收的税被逃掉了，以“增收”为主要目标的税制改革顺理成章地将税率定得偏高。经过若干年来对征收体制的完善，实际征收率已经提高到七八成的水平，成为税收迅速增长的原因，而税率没有下降。高税率加上各地的乱收费，致使小企业不偷税漏税就活不下去，据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估算，1994年至2004年间，有770万个个体户消失，这对就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再次，税收的贡献在贫富之间分配不合理，工薪阶层充当了纳税的主力军。据报道，中国身价上亿的富豪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了，但自从各种富豪榜开始发布以来，人们就发现了一个“错位”，即资产大户和纳税大户往往是不对应的。税收征稽制度的设计本身就带有鼓励不平等的色彩，对于靠工资过活的低收入群体，缴税是由单位直接从工资里代扣的，想逃税都没有办法，而富人纳税则要通过主动申报。结果是，以缓解贫富差距为目的税收反倒强化了贫富差距。
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通过对《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正案，从2008年3月1日起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月收入1600元提高到2000元，这是继2005年年底将起征点从800元调整为1600元之后的又一次调整。官方称，这次调整是预留了一定的空间的。但是起征点定得还是太低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内需不足，靠内需拉动的增长不足35％，而且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是社会集团消费。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力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过低，劳动力价值长期被低估，随着“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这一目标的提出和实施，劳动力价格也面临着重新估值的问题。工资低于正常水平，且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是限制需求的两个根本原因。如果工资增长速度回归正常，2000元起征点预留的空间将迅速被突破，那时就又需要新的调整，而调整往往落后于实际需要，起征点过低未来仍将是内需启动的障碍。据测算，调整个税起征点后，每年财政收入只会减少300亿元，与总量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所以我们是具备一步到位地提高起征点的条件的。
国库充盈本身不见得是好事，却是政府做更多“好事”的基础，而最大的“好事”莫过于通过二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税收体制到了又一个需要改革的转折点，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税收改革最迫切的目标是减轻低收入阶层的压力，杜绝富人逃税的行为，让高收入阶层成为纳税的主力军；另外就是要避免“与民争利”，适当降低税率，制止乱收费，给更多小企业的发展创造空间；最后要加大福利性投入的比重，我们国家已经具备了这个财力，没有理由再拖延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拨款。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得更广一些，社会的和谐就会更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