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刘东民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说，大兴法院2014年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2076件，同比增长32.15%，在案件数量井喷式增长的背后，诉讼当事人诚信缺失的现象也日渐突出。一部分当事人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不惜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通过一系列的“猫腻儿”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主要表现为：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伪造、毁灭证据、虚假陈述、隐瞒事实等。
刘东民认为，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的不诚信诉讼行为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损害了司法权威，影响了案件的正常审理，到了必须加以惩治的地步。“不诚信诉讼行为的频发多发，不仅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也给法官依法查明事实和准确适用法律造成极大干扰，往往导致案情扑朔迷离，人民法院不得不投入大量司法资源去进行案件事实的查证工作。”
虚假诉讼
2012年10月5日，张某应聘入职某餐具消毒服务有限公司，从事餐具装卸清洗工作，月工资2400元。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餐具消毒服务有限公司也没有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
2012年12月16日，张某非因工生病，经医院诊断为脑梗塞，生活不能自理，经济紧张，被迫在老家养老院疗养，每个月花费1000元。2013年1月15日张某第一次仲裁，2013年9月2日张某第二次申请仲裁。张某不服仲裁结果起诉至法院。
庭审中，张某本人未出庭，其代理律师告知法庭张某患有脑梗塞，目前已经半身不遂，不能出庭。法官发现张某起诉状落款处的签名端正、工整，并不像是一个脑梗塞患者签的名。一再追问下，其律师才承认起诉状不是张某签的名，是张某的女朋友代签的。法院认为，张某并没有失去行为能力和意识，其女朋友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代签起诉状违反法律规定，故法院做出裁定驳回起诉的处理。
刘东民表示，在诉讼中，存在个别当事人的近亲属伪造授权委托书，作为诉讼代理人起诉，而真正的当事人对此全不知情的情况;也存在部分律师事务所的代理律师利用劳动者法律意识较弱，诱导劳动者签署大量空白签名，以方便制作起诉书和授权委托书，并且向当事人隐瞒案件进程，劳动仲裁后私自立案、上诉、申请执行，当事人对案件审理情况毫不知情。
伪造、毁灭证据
2010年12月20日，乌某入职商贸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0年12月25日至2013年6月24日，岗位是导购，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加提成。
乌某2013年8月以商贸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拖欠工资、加班费及未休年休假工资为由，与商贸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013年9月，乌某向劳动仲裁委提起申诉，后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
商贸公司主张是因乌某个人原因提出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双方劳动关系因劳动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并且公司已经支付乌某未休年休假工资、养老保险补偿金、周六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庭审中，商贸公司提交了支出凭证原件，但乌某对该份支出凭证的真实性不认可，称这份支出凭证是伪造的。
法院最终查明，商贸公司支出凭证后面的部分条款是后来加上去的。商贸公司伪造支出凭证逃避法律责任。
他也表示，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隶属地位，往往很难持有很多对己有利的证据。但是在诉讼中，个别劳动者因举证能力有限，为证实己方的主张，也存在伪造加班证据、恶意损毁、骗取劳动合同的情形。
虚假陈述
2008年9月，裴某入职某家具公司任木工。2010年12月，裴某在公司木工车间，右手食指被机器穿伤。厂长陈某将其送往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治疗。家具公司支付了裴某的医疗费。几日后裴某出院。2011年9月，裴某与家具公司商谈其工伤问题未果，被辞退。
裴某向仲裁委申诉，要求确认其与家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家具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在仲裁和诉讼程序中，家具公司矢口否认与裴某存在劳动关系，称裴某不是其公司的员工。
2012年3月21日，法院至某家具公司经营地进行现场勘验，裴某现场指认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并称该家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某某与张某系夫妻，而张某认可其与于某某系夫妻关系却仍然称不认识裴某。
最终，通过裴某提交的证据及法院现场勘验情况，法官内心确信裴某与某家具公司的确存在劳动关系，故作出判决确认原告某家具公司与裴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刘东民说，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难点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官作为局外人对劳资双方有什么约定，发生了什么事并不了解，只有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和陈述中做出判断。当没有书面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劳资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劳资双方之间发生的真实情况只有一个，当两方对同一事件说法完全相反时，说明至少有一方是在撒谎。”
他表示，当事人容易在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是否存在加班情况、劳动者入职时间、离职时间和工资数额、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等方面进行虚假陈述。
恶意隐瞒重要证据或事实
2013年3月，某金属加工厂职工刘某在工作过程中手被机器压伤，后被送到医院就医，经诊断为右食指毁损离断伤。金属加工厂只支付了刘某住院期间的医疗费，未给任何补偿。
刘某向仲裁申诉，后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与金属加工厂存在劳动关系。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确认双方自2012年4月26日起存在劳动关系。
当判决发出后，金属加工厂才告知法院，该厂已经于2014年2月19日变更名称为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庭审中，法院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双方当事人的名字、名称、企业性质等工商档案及个人情况有变更情况，应主动及时告知本院，否则承担不诚信诉讼的不利后果”。
如今，某金属加工厂由个体工商户变更为有限公司，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公司的出资人、公司性质、责任承担都发生了根本性变更，以前的金属加工厂的主体资格实际已经丧失。金属加工厂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刘东民认为，该案中金属加工厂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向法院隐瞒事实，致使该案因主体不适格被发回重审，成为错案，对法院工作造成重大影响。不过他也表示，还有一些情况下，也会存在当事人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在一审中故意不提交证据，二审中为了推翻一审判决，又提交新证据的情况。
恶意诉讼
除了上述几种情况，刘东民还介绍，一些用人单位在劳动仲裁委裁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情况下，为了拖延时间，尽可能不履行应尽义务，恶意利用诉讼权利，在仲裁程序结束后提起诉讼，以使仲裁裁决不产生法律效力。
他还表示，也有个别劳动者以诉讼为业，从诉讼中牟利。“他们专挑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存在漏洞的用人单位应聘，入职后时刻寻找用人单位在薪酬、考勤、劳动合同制度等方面的管理漏洞，工作几天或者几个月后就不辞而别，通过劳动仲裁和法院诉讼讨要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加班费等，之后又继续寻找下一家公司。”
